铁门后的“罪童”，无人探望

原标题：铁门后的“罪童”，无人探望

编者按：在辽宁省A县某看守所，1000个未成年罪犯中，“留守儿童”罪犯685人。

在邵阳市郊桃花村一所专收各种“问题儿童”的工读学校里，70%是留守儿童。制造了“邵阳杀师案”的三位少年，也被送到了这所学校，其中有两位是留守儿童。

在工读学校里，没人探望、少有人探望是孩子们生活的常态，就像在家时也很少见到父母一样。

2016年3月14日下午，孩子们在教室里上国学课。老师说，做人要懂得孝敬父母。（南方周末记者滑璇/图）

中国留守儿童报告之“罪童”

作者：滑璇

2016年3月11日，星期五。

傍晚六点，伴随着一句“现在自由发泄”，一百多名身穿迷彩服的少男少女突然沉寂了。几秒钟后，站在队伍中间的一个男孩微微一笑，朝着灰暗的天空一声长吼“啊——”。

自此，喊声、歌声、哭声，高高低低，此起彼伏。“爸妈，我错了！”“爸妈，我想回家！”“妈妈，什么时候接我回去？”“妈妈，你能听见我说话吗？你想我了吗？”孩子们叫得声嘶力竭，眼中含满泪水。

这里是邵阳市郊桃花村的一所工读学校，专收各种“问题儿童”，沉重的铁门里长年闩着两把黑色的大锁。

每逢周五，孩子们列队站在十几级台阶上尽情宣泄。站在上面几级的是“家长送来的”，上网成瘾、翘课逃学、离家出走；站在下面几级的是“政府送来的”，溜门撬锁、打架斗殴、杀人越货。

2011年以来，公安机关年年都要送来“犯了事”的少年，少则六七十个，多则八九十个。几年累计已有三四百人。小的十岁，大的不过十五六岁。学校党委书记周红说，约有70%是留守儿童。

不同监护类型下的行为比较

1政府送来的孩子

当别的孩子泪眼婆娑时，那个发出第一声嘶吼的男孩似乎有点不屑。他闭起眼睛，时而随大流唱歌，时而向空中大叫，脸上不时闪过一丝笑容。

他叫凌非，2001年3月出生，村里有名的“惯偷”，“政府送来的”典型。

在一片卡其色迷彩服中，凌非穿得最打眼：戴领章的深绿色迷彩装，深绿色长裤屁股后面横着一条近十厘米长的破口。

“我这个衣服在部队叫武警。我穿这个因为我是所长。”凌非一米七左右的个头，精瘦结实，笑起来，细细的双眼皮精致秀气。

他对其他孩子的着装有些鄙夷——那些迷彩服的袖子上缝着做工粗糙的鹰，还用蹩脚的英文写着“空军”。凌非认不全中文，更不认识英文。他固执地把那只鹰叫做“菜鸟”，“他们都是菜鸟”。

所长是管什么的？“所长就是看着他们的，数他们的人数。”凌非说。

但其他孩子不这么看。他们怕他，又瞧不起他。“他是小人，最喜欢打小报告。”“我们上完厕所他要数人数。”“他看人总好像高人一等，但其实就是管厕所的。”

这里的厕所确实要管。因为厕所连着外墙，有的孩子会躲进去，等到夜深人静时翻墙外逃。两个月多前，张波、金成杰、曲彪吃过晚饭便猫进厕所，伺机逃跑。

“集合报数的时候人少了，很快就发现他们了，一共才藏了几分钟。”说起这样的小把戏，周红觉得好笑，“他们还以为真的可以跑掉。”

三个男孩是初中同班同学，一起作案，一起被抓。“就是搞钱，搞别人的店子”。

14 岁的张波，父母在深圳的一家工厂里做拉链，春节时才能回家待上一个月。这个沉默寡言、被形容为“走路像个娘们”的男孩，把QQ签名写在迷彩服上：人生道路，犹如战场，不是你死，就是我亡。被送到工读学校前，张波喜欢骑着摩托飙车，时速升到八九十公里，风从耳边划过，心里揪得紧紧的。撞坏金成杰的摩托后， 他和两个男孩“又搞来一辆”，随后，在兜风的路上遇到了警察。

与凌非、张波一样，政府送来的孩子大多因为盗窃。他们会撬开或砸开别人的店门、家门，从抽屉里、床板下翻出钞票给QQ充值、买游戏装备、在网吧通宵。“有了钱，他们的第一件大事就是买烟。”周红说，孩子们会把烟盒、火机摆在网吧的电脑前，戴着耳机和别人视频聊天，“这样显得很酷”。

也有犯过大事的。2015年10月19日，13岁的陈星、12岁的赵宁、11岁的程志被送了进来。前一天晚上，他们用木棍和剪刀杀死一名53岁的女教师，抢走了2000块钱。

在这起轰动全国的血案中，三个孩子里两人是留守儿童。

赵宁的父母在贵州做生意，家境最好。他一米四出头，说话腼腆，400度近视，是政府送来的唯一一个“小眼镜”。这样的孩子放在普通学校，大概会被当成书呆子、受气包。“可他在外面成天鬼叫，像个疯子一样。他还和他奶奶吵架，会骂人。”陈星说，殴打老师时，正是赵宁最先动了“要钱”的念头，“他说钱包里最少有几万块，但后来只有两千。这个事情不划算。”

来到这里的孩子，都不是第一次犯错。每次犯错后，家人不是恶语相向、拳脚相加，就是把他们关在屋子里不许出门。为什么错了、怎样弥补过错、要为错误承担何种责任，从来没人对他们讲过。只有进入工读学校的铁门里，他们才第一次尝到错误与责任的滋味。

除了杀师的三人，政府每送来一个孩子都会定下一个期限，大多半年，有的一年，最多不超过两年。尽管没人被告知自己的期限是多久，但孩子们都默默数算着在这里度过的每一天，记忆力出奇地好。“还有不到两周，我就来了4个月了，来的那天是星期二”。“还有7天，我就来了5个月了”。

在这一点上，凌非是唯一的例外。

“书记说要等我18岁才能出去。这里什么都不好，一点也不好。要自由没有自由，闷得要死。”如今，凌非“二进宫”已快九个月，焦躁不安，心急火燎。对于何时能够出去，他没有一点把握，“反正不能关我一辈子”。

2以偷为生

在一百公里外的邵东富泉村，凌非几乎成了“传奇”：

两米高的院墙他一翻就过；偷完东西被人堵在网吧，做个假动作从边上跑掉了；从别的村子里一下子偷了9900多块，10条烟，包括两条“大中华”，两条“和天下”——那可是湖南最贵的烟；像电影里一样，他还偷到过美元，但不认识直接扔掉了；邵阳的市长热线也接过很多投诉他的电话……

“传奇”的背后，是一个贫寒、破碎的家。

因为穷，凌非的父亲三四十岁时花钱娶回一个云南女人。村里这么干的，有二三十个。可没过几年，云南经济搞活，女人们陆续回家，没回家的也改嫁到邵东县城或邻近的富裕乡村。“可当年生下的那批孩子，一个都没带走。”

凌非的母亲属于后者，改嫁后便断了联系。在凌非口中，母亲是绝对的禁区。聊天时，他虽然也会提到“爸妈”，但这个字眼只对应着爸爸一人。提到妈妈，只有一句话，“我不想说这个人”。或许他并不知道，几年前，母亲已不在人世。

七八岁时，将凌非一手拉扯大的父亲离开偏远的湖南农村，远赴广州打工，很少回家。不久，姐姐也走了，去了深圳。

在村里，这样的选择并不稀奇。面对几片零散的油菜花田，村主任刘庆新告诉南方周末记者，村里310多户人家，大人在外打工挣钱、留下孩子在家读书的，大概占到四成。

凌非不愿读书，村里人给他凑出学费，他也不读。“为了他，我们村上给他家搞了两个低保指标。”村委会副主任宁建生说，一个低保指标每月90块，不足以维持一个人的正常生活，但村里只能做到这样。

有时，刘庆新也会叫凌非到家里吃饭，“主要是找他谈，看看有什么需要我们帮助的”。但凌非每次硬是不肯张口。一餐吃过，对村主任家该偷照偷。

无人管束的日子里，凌非的生活就是四处搞钱，谁家钱放在哪里、谁家人几点回家，他一清二楚。凌家1949年之前垒起的房子早就成了危房，三四年前彻底倒塌。房一塌，便有被偷的苦主找上门来，搬走了零零碎碎尚且能用的桌椅板凳、锅碗瓢盆，“就当是点补偿”。

没家的日子，凌非就缩在别人家的厕所里；有时，猪圈上面铺着喂牛的干草，他就爬到上面睡一觉。村里有人出远门多日不归，他就撬开房门，躺在别人的床上整宿酣睡。“我们村书记在外面治病，经常不在家，他在村书记家也睡了好久。”“还有一个人家结婚了，出去度蜜月，他就睡到人家家里，人家都不知道。”说着，五六个被他偷过的村民，一阵哄笑。

“本事”再好也难免失手，一旦被抓到就是一顿暴打。每一次，凌非都大方承认偷钱的事实，被打得狠了，也和其他的孩子一样会哭，流着泪大叫：“我改嘛，我会改嘛！”

最严重的一次，他被人捆在电线杆上扇耳光、拳打脚踢，几十人围着看。刘庆新听说后，怕他被人打坏了、打死了，急急忙忙赶过去把他救了下来。“后来他家里人说，这孩子被人打废了”。

但凌非不肯承认被抓、被打。“被抓了就拿刀捅嘛。捅完了就跑，后来也不会去想。”

在凌非的江湖里，他的本事很大。凌非告诉南方周末记者，他打过200人的群架，打架的人坐满了12辆面包车和三辆小车；他和一群“大哥”坐在轮盘边，转到谁，谁就要吸麻古、K粉；为了惩罚一个出卖过自己和哥们的女孩，他们把她绑到山里、铐在树上，用刀剁下了她的一只手；他喜欢身材好的女孩，交过两三个女友，在工读学校里还因为写情书被周红用橡胶水管抽过几下……

“他打过架、吸过麻古，但剁手这种事他绝对不敢的。”周红说，这些“事迹”中很多是吹牛，比如给女孩写情书，这确实发生过，但男主角是一个家长送来的男孩。“他都不太会写字，怎么可能写情书？”

村里人也说，凌非的问题就是“偷”。“派出所从没说他做过什么暴力的事，也没见他交往过什么女孩。”

工读学校一角，架子上放着几十个孩子的运动鞋、拖鞋。课间休息时的运动，是他们最欢乐的时光。（南方周末记者滑璇/图）

3“我不是她妈妈”

每次凌非被派出所抓到，村里就要跑到镇上领人，刘庆新、宁建生至少去领过6次。“派出所对他也很头疼”。

为了村里的治安，也为了凌非不再挨打，刘庆新以监护人和村干部的双重身份在“工读学校学生入学审批表”上签了字。2012年11月，宁建生、派出所民警和外村的一名凌家亲属一起，将凌非送到了邵阳市郊的桃花村。

“小孩刚来的时候11岁多，50多斤，这么一点点高。”周红没想到，这个小孩一住就是两年多，直到2015年春节才被父亲接走。离开时，原本不到一米五的“小不点”已经快有一米七了，体重涨到了90多斤。但出去仅仅4个多月，孩子又被送了回来，还是因为偷。

“不是我们不让他出去，”周红说，“要出去必须有家长签字领人，但他家里没人来。”

与凌非相似，一些政府送来的孩子，没人探望、少有人探望是他们生活的常态，就像在家时也很少见到父母一样。

和张波一起偷摩托的金成杰13岁，父母离异，父亲在四川打工音信全无，母亲和继父在怀化做生意，很少回家。从去年11月被抓至今，母亲和爷爷只在大年初二时来过一次，带了他爱吃的鸡爪、香肠、麻花、卤蛋，和他待了20分钟。但金成杰对此非常满足，“之前我以为他们不愿意来看我了，有时就会蒙在被子里偷偷地哭。”

张波的家人过年都没来，甚至没打过一次电话。去年11月，他被派出所带走后，叔叔曾给远在广东的妈妈打过一通电话，但张波害怕挨骂，没敢接。在张波的印象里，妈妈快40岁了，长长的头发高高挽起，很美。但他记不住妈妈或爸爸的电话号码，只能等着他们打来找他。

有些孩子生了病，家人也不来过问。几年前，政府送来一个15岁的女孩，父亲在外打工，她和母亲留守在家。师范还没毕业，女孩就因为不检点的生活染上了性病。住院治疗时，周红拨通了女孩妈妈的电话，对方一口咬定，“我不是她妈妈，我是她的邻居，她妈妈在广州打工。”

还有一次，一个有阑尾炎病史的男孩在学校里旧疾复发，周红给他在外打工的父亲打通了电话，希望家里委托一名亲戚来医院签字手术。“结果他爸爸说，反正孩子是在你们学校生得病，就由你们学校负责。死也好、活也好，你们该怎么做怎么做就可以了。”后来是周红签了字，孩子手术后在医院里住了七八天，家里连一声问候也没送来。

“等我出去以后，我要去广州、深圳那样的大城市打工。我还要去北京，去天安门看毛爷爷。我在电视里看过，天安门又大又好玩。”凌非自认在工读学校里蹉跎了两年的光阴，但身为一个没学历、没技术的15岁少年，他并不知道能在大千世界中找到一份什么样的工作，“可能去饭店端盘子吧？”“端盘子要受气的，你端得下吗？”一名老师问道。凌非想都不想，“端不下也得端。不然出去乱搞，又要被送进来了。”

3月13日，凌非又找到周红，“书记，我什么时候可以出去？”“你估计什么时候出去？”“起码两年。”凌非的火气一下蹿了上来，“反正没人来接。老家伙（父亲）死到哪里去了？看都没来看过一次，电话也不打一个过来，死到哪里去了？”

看着凌非躁动而迷茫的脸，周红无言以对。

十几米外的操场边，一群穿着迷彩服的少年正在练习手语歌。“我们都是好孩子，异想天开的孩子，相信爱，可以永远啊。我们都是好孩子，最最善良的孩子，怀念着，伤害我们的……”

（文中未成年人全部为化名，南方周末实习生钱锦对本文亦有贡献）

决策参考

姚建龙上海政法学院刑事司法学院院长：

如果想要预防留守儿童犯罪，我会引用德国刑法学家李斯特的名言：最好的社会政策就是最好的刑事政策。我们应该为这些孩子建立起更好的社会保障制度、监护制度，给予他们更多的关爱，而不是仅仅将目光停留在犯罪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