钩沉中日史警世人 《一份报纸的抗战》在央视首播

　由大公报出品的六集纪录片《一份报纸的抗战》5月3日至8日在中央电视台第10频道晚间22：04分首播。该片以1931年至1945年大公报参与、推动、见证的中国抗战及世界反法西斯战争重大事件为线索，讲述了新闻界和文化界在国家民族危难之际的特殊贡献与担当。该片是中国第一部从新闻记者视角讲述抗战的历史影片，填补了中国抗战影片的空白，被国家广电总局列为“重大理论文献纪录片”。这部纪录片究竟展示了哪些鲜为人知的抗战故事？报界前辈在抗战期间有哪些惊天动地的勇敢之举？本报从今日起连载介绍。

　　明耻教战 报界先锋

　　图：一九三二年，大公报开辟专栏“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由王芸生执笔，明国耻，救国难 纪录片截图

　　大公网5月4日讯（记者马浩亮）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变爆发，大公报率先独家报道，并独家采访了张学良。事变三天后，大公报确定“明耻教战”的编辑方针，由王芸生主笔开办专栏，系统梳理了自一八七一年“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的关系，揭露日本蓄谋已久的侵华行径，唤醒国人应对强敌入侵；创办《军事周刊》，由著名军事教育家蒋百里主持，教导国人学习军事。大公报成为报人抗战的先锋。

　　一九三一年九月十九日，天津大公报刊登了一则《最后消息》，总共八十个字，内容是：“据交通方面得到报告，昨夜十一时许，有某国兵在渖阳演习夜战，城内炮声突起，居民颇不安。铁路之老叉道口，亦有某国兵甚多，因此夜半应行通过该处之平吉火车，当时为慎重起见，亦未能开行。”这是国内外媒体对“九一八”事变的最早独家报道。“九一八”事变是中国抗战的开始。一九三一年九月十八日晚，日本关东军炸毁了渖阳柳条湖附近的铁路，反诬中国军队破坏，炮轰中国东北军驻地北大营，蓄谋已久的全面侵略东北开始了。

　　刊《最后消息》首报渖阳异动

　　当时，火车是东北与关内联系的主要交通工具。从天津市区通往渖阳的铁路称为北宁线。一九二八年，正是在这条铁路上，关东军炸死了奉系军阀首领张作霖。时任大公报总经理胡政之赴东北采访，发表《东北之游》通讯九篇，肯定了张学良掌权后的东北新气象。两个月后，张学良宣布“东北易帜”，南京国民政府在形式上统一全国。胡政之与张学良也建立了良好的关系。

　　一九三一年九月十八日下午，大公报已经得到了渖阳异动的蛛丝马迹。记者汪松年一直守候在天津铁路局的电话机旁。到十九日凌晨一点，他终于接到从渖阳打来的电话，随即向编辑部报告了事件的发生。当时大公报已经截稿，编辑部决定临时从版面上撤下一块，在第三版左下角刊登出了《最后消息》。

　　十九日一大早，正在北京的胡政之又赶到协和医院，第一时间独家采访了正在养病的张学良，写成了《本报记者谒张谈话》，这是“九一八”事变之后，外界首次看到张学良的态度。张在谈话中承认：“君来为访问渖阳之新闻乎，实告君，吾早已令我部士兵，对日兵挑衅，不得抵抗，故北大营我军，早令收缴军械，存于库房。”大公报以放大的粗黑字体刊出，举国震惊。

　　知日派“四不”方针办报

　　最早报道“九一八”事变的大公报，此后的命运也发生了重大变化。

　　一九〇二年，大公报由英敛之创刊于天津。从那时起，大公报就贯穿着一个主线｜爱国。辛亥革命之后，报纸几经波折，一度停刊。一九二六年，吴鼎昌、胡政之、张季鸾三人促成了新记大公报的创办，确立了“不党，不卖，不私，不盲”的方针。仅仅五年，这份报纸就取得了骄人的成绩。一九三一年五月二十二日，大公报出版一万期。中外各界名流纷纷发来贺信，著名学者胡适称大公报“后生可畏”，当得起“中国最好的报纸”的荣誉。

　　“九一八”事变三天后，九月二十一日，大公报编辑部召开重要会议，提出“明耻教战”的编辑方针。之所以确定这一方针，与吴胡张三巨头的经历密不可分。三人都是留日学生，都是“知日派”，对日本的动向始终高度警惕。张季鸾在辛亥革命后曾任孙中山的秘书，参与起草了《临时大总统宣言》，但后来还是选择新闻作为自己的毕生事业。“九一八”事变前，张季鸾就陆续发表过《东北对外关系之前途》、《读日俄工业参观记感言》等文章，提醒国人应有危机意识。

　　教国人习军事御外敌

　　“明耻教战”方针确立后，大公报着手部署了两大措施。一是从一九三二年一月十一日开辟“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专栏，每天一期，介绍日本在近代以来强加给中国的各种国耻，发出“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国耻认明，国难可救！”的号召，是为“明耻”；二是在一九三二年一月八日创办了《军事周刊》，向国民进行军事知识宣传教育，是为“教战”。

　　年轻的大公报编辑王芸生受命承担“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专栏的写作。王芸生之子王芝秋说，从一九三二年到一九三三年，王芸生经常从天津跑北京，广泛搜集史料，查阅大量秘密档案和外交文献，耗费了两年多时间。王芸生提醒国人，日本每一步侵略都在为下一步侵略做准备。

　　《军事周刊》由著名军事教育家蒋百里主持，系统介绍了当时世界上先进的战争武器，以及防空和防化等方面知识，对全民国防教育和军队建设做出了积极贡献。一九三七年，大公报将蒋百里的文章汇编成书，起名为《国防论》，扉页上开宗明义：“万语千言，只是告诉大家一句话，中国是有办法的！”

　　《马占山之教忠！》吁国土必守

　　一九三一年十一月八日发生“天津事变”，大公报馆受到破坏只能搬迁，搬家期间的十一月二十日，大公报虽然只印了一个版面，却用了半版的篇幅报道黑龙江省被日军侵占这一重大新闻。十一月上旬，日军向黑龙江江桥地区发起进攻，黑龙江省政府代主席马占山率部节节抵抗，予敌以沉重打击，十八日弹尽粮绝，不得不撤出齐齐哈尔。江桥抗战打响了中国军队有组织抗击日军侵略的第一枪。十九日，齐齐哈尔陷落。当晚，马占山的通电传到了大公报社，张季鸾提笔写下了《马占山之教忠！》一文，义正辞严地指出：“中国今日处最危险之境遇，然有一绝对前提：外患必御，国土必守。历史上亡国多矣，断无拱手揖盗以亡者。”

　　《东北勘察记》揭伪满真相

　　一九三三年三月，长城抗战失利后，国民政府被迫与日军签署《塘沽协定》，默认了日本对东北三省及热河的占领。随后，伪满洲国成立一周年，日本报纸开足马力，向国际社会大肆渲染“王道乐土”。东北变成了什么模样？沦陷区的民众怎样生活？中国的报纸该怎样去反击日本的战争宣传机器？

　　一九三三年九月十八日，“九一八”事变两周年，大公报推出了一份“纪念特刊”，用四个版面刊登了一篇文章。这是大公报记者只身潜入东北、冒着生命危险换来的一份秘密调查报告。文章详细描述了在日军占领下东北各地民众的生活状况，向世人介绍了日本对东北的掠夺，披露了日军遍布东北各地的兵营，并介绍了日本殖民统治机关的组织架构。

　　这位深入虎穴的记者名叫陈纪滢。他从天津出发，要坐船到大连，途中被日本人扣押，后来设法逃脱，到达东北。他以邮局职员的身份为掩护，先后到过大连、渖阳、长春、哈尔滨和满洲里等地秘密调查。为逃避检查，陈纪滢往往趁着同事还没上班之前或下班之后，悄悄把稿件藏到邮包里。

　　一九三三年九月十六日，陈纪滢经由山海关回到天津。返回报社后，连夜写作，一口气写出了三万多字，两天后在大公报上发表。版面中央留下这样一段文字：“九一八事变转瞬两年，在这两年里不知道有多少忠勇的将士、忠勇的民众、忠勇的男女青年，惨烈地牺牲于强敌猛烈的炮火之下。一个民族应该延续他悠久的生命，一个民族应该表徵他伟大的精神。我们的心在跳跃，我们的血在奔流。”

　　这篇文章后来定名为《东北勘察记》。这是一份报纸向敌人投掷的炸弹，激励无数读者投身到民族救亡的洪流中去，为国家的未来寻找新的出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