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份报纸的抗战》:记者揭日寇阴谋 社评助解西安事变

甘肃哈达铺纪念馆里毛泽东手持大公报的雕像\纪录片截图

　　中国国际新闻台（www.ciftv.com）5月5日讯 （记者 马浩亮）一九三三年长城抗战失利，日本进逼华北。大公报旅行记者赵望云用一支笔，素描了华北的残破，开创绘画“报道”的新方式。大公报记者范长江徒步上万公里考察西北，介绍了红军的长征及陕甘根据地的情况，深刻影响了外界对“中国的西北角”的认识。西安事变发生后，大公报总编辑张季鸾的社评，力透纸背，对事变和平解决发挥了重要作用。

　　一九三三年五月，日军侵占长城各口，华北门户洞开，平津危急。在张家口，冯玉祥组织了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举起抗日救亡的大旗。三个月后，日军入侵察哈尔，冯玉祥孤立无援，宣布解散同盟军，到山东泰山隐居。

　　赵望云开创绘画“报道”

　　这一年夏天，大公报旅行记者赵望云来到张家口，将每天的见闻用画笔画下来，用素描的画法表现了华北的面貌，发回报社，真实感不亚于新闻图片。赵望云是河北人，中国现代著名画家，后来他成为长安画派的创始人之一。

　　赵望云之子赵振川说，赵望云那时“每天是坐大车，走路，坐大车、赶夜店，然后夜店里歇下来，第二天天亮吃点儿早点，继续赶路，一路上的所见所闻，基本上都画出来。农村凋敝，灾民遍地的凄惨景象，通过绘画的方式表现出来了。在当时的大公报来讲，是首创。”

　　这些发表在大公报上的农村画，打动了同样是贫苦出身的冯玉祥。冯玉祥天天看大公报，看完后剪报，精心收集了赵望云的画，并将感想用他所谓的“丘八诗”写出来。一九三四年十二月，天津大公报出版《赵望云塞上写生集》，由赵望云和冯玉祥合作完成。

　　范长江历尽艰辛西北行

　　一九三五年九月二十日，大公报刊登了一篇稿件，题目是《成兰纪行》，作者“长江”，而后这位作者又陆续从西部发回了系列游记。由于这次远行，作者范长江开始成为中国新闻史上一位举足轻重的人物。

　　范长江在北京大学读书的时候，就多次参加后援队，奔赴长城前线。一九三五年，他加入大公报，向报社总经理胡政之提出，计划到西部考察，得到胡政之的支持。六月，范长江从成都出发后，一路跋山涉水，两个月后到达兰州。范长江之子范苏苏说：“他走的那些地方很多是荒无人烟的那个原始森林……到处是野兽，都很困难，经常连住的地方都没有；爬雪山的时候，到了山顶的时候，挑夫倒在地下死了，空气很稀薄。”

　　范长江用丰富的历史、地理、社会知识和敏锐的观察，让读者看到了大量丰富的信息。在甘肃卓尼县，范长江见到一位名叫杨积庆的藏族土司，这位“奇人”汉语非常流利，衣料从国外进口，且十分精通摄影。卓尼虽然偏远，但杨积庆长期与上海的外贸商交往，密切关注时局。

　　范长江将沿途掌握的一些关于红军的情况，透露给杨积庆。杨土司了解之后觉得：红军这个队伍不错，不是个土匪队伍。后来，红军从杨积庆的辖区经过。杨积庆没有听从国民党专员的命令，他下令开仓，为红军提供了三十万担军粮。

　　从兰州开始，范长江又继续西行，翻过祁连山，到河西走廊，他看到在军阀统治下，西北经济凋敝，民众生活困苦，而日本特务沿长城一线向西，已悄然渗透到内地。

　　一九三六年八月，大公报将范长江的西北考察系列通讯汇编出版，书名叫《中国的西北角》。范长江在序言中写道：“日本之攻略西北，不是借地防赤，也不是简单的领土扩张，而是一种非常狠辣的对华军事大策略的实施。记者希望大家用这样的眼光来看中国西北角。”

　　一九九一年，中国设立范长江新闻奖，成为新闻界最高荣誉。而范长江深入生活的写作方式也一直在影响着大公报。近年，大公报经常组织香港大学生“重走范长江之路”，希望这些未来的记者能够在深入调查中，学会独立观察，独立思考。

　　大公报道影响长征路线

　　“他们最有利的出路，是北入甘肃。即以甘肃西南境之夏河、临潭、岷县、西固为目标，进入洮河与大夏河流域。然后或转陇南以出陇东，会合徐海东，更北接通陕北刘志丹，进入宁夏及陇西甘凉肃一带。”这篇文章名为《岷山南北剿匪军事之现势》，发表在一九三五年九月十三日、十四日的大公报上。文中的“他们”，指的是正在长征的中央红军。

　　从成都到兰州途中，范长江与红军队伍若即若离。他一边开展社会调查，一边了解红军长征的情况，因此做出了中央红军即将过草地北上与刘志丹、徐海东会合的判断。一九三五年十一月，范长江发表《从瑞金到陕边：一个流浪青年的自述》，通过一名红军战士之口，首次勾勒了红军长征的全过程。到达兰州后，范长江又到甘肃庆阳一带，调查了陕甘根据地的情况，在大公报上发表了《在陕北甘东边境上》，对这片根据地做了首次报道：“自刘志丹开始活动以后，情势大不相同。刘为保安人，最熟悉地方农民痛苦，所有他的活动有目标、有方法、有组织。”

　　一九三五年九月十八日，红军长征抵达甘肃南部小镇哈达铺。从一九三四年长征开始，红军一直在找一个落脚点。此时，红军将士在哈达铺邮政代办所找到的一批报纸，影响了历史的进程。这批报纸中的几份大公报上，刊载了徐海东与刘志丹会师的消息。

　　这些内容引起毛泽东的高度重视。四天后，中共中央在哈达铺召集会议。在会上，毛泽东抖落着大公报，宣布了他的决定：“我们要到陕北去，那里不但有刘志丹的红军，还有徐海东的红军，还有根据地！”到陕北去，改变了红军的命运。

　　一九三六年四月一日，大公报上海版创刊，形成了一南一北两个阵地，共同评议时局，呼吁爱国抗日。

　　范长江继续沿长城一线考察，到达百灵庙。这个内蒙古长城脚下的小镇，当时属绥远省管辖。一九三五年，日军侵占这里，构筑坚固阵地，力图长期据守。一九三六年十一月十五日，日伪军五千馀人向绥东门户红格尔图镇发动猛攻。绥远省主席兼第三十五军军长傅作义率部与敌拼杀七天七夜，打退进犯。十一月二十四日傅作义率部进攻百灵庙的守敌，至十二月三日共歼敌两千馀人，一举收复百灵庙。大公报采用三十三期特刊连载共一百二十幅图片的形式，完整报道绥远。

　　张季鸾社评 助解西安事变

图：张季鸾撰写的社评《给西安军界的公开信》\资料图片

　　今天，在西安华清池的纪念馆内，仍保存着一份蒋介石“密嘱”，内容是要陕西省政府主席邵力子通过驻陕大公报记者发表消息，罢黜张学良和杨虎城的兵权，由卫立煌、蒋鼎文取代。落款日期是一九三六年十二月九日。

　　这份“密嘱”在第一时间送到了大公报记者的手中。在公开见报之前，张学良提前获知内容。十二日，“密嘱”见报的当天，西安事变爆发，张、杨扣押了蒋介石。

　　身在上海的大公报总编辑张季鸾忧心忡忡。他连续撰写了四篇社评，呼吁和平解决。在十二月十八日的《给西安军界的公开信》一文中，张季鸾一方面对东北军将士寄予同情，另一方面奉劝“大家同哭一场！这一哭，是中华民族的辛酸泪，是哭祖国的积弱，哭东北，哭冀东，哭绥远，哭多少年来在内忧外患中牺牲生命的同胞！你们要发誓，从此更精诚团结，一致的拥护中国。”国民政府把大公报翻印数十万份派飞机空投西安。大公报的社评对事态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

　　一九三七年初，范长江进入动荡不安的西安城。在杨虎城公馆，他得到周恩来同意，到延安采访。经过周密安排，二月七日，范长江秘密进入延安。后来，他将所见所闻写成了一篇《陕北之行》。二月二十五日，大公报全文发表了范长江关于西安事变的独家报道│《动荡中之西北大局》，详述事变的起因和经过，向国人通报了中共建立民族抗日统一战线的主张。

　　范长江之子范苏苏说：“那天正是国民党三中全会开幕，蒋介石看了特别生气。文章发表后，毛泽东给范长江写了一封亲笔信说：‘你的文章我们都看到了，深致谢意！’当时毛主席很谦虚，称‘弟毛泽东’，实际上主席比我父亲大很多。”

　　一九三七年四月五日，清明时节。在陕西省黄陵县桥山之巅，国共两党派出代表共同祭奠黄帝陵。在外敌入侵、山河破碎的紧要关头，新的长城已悄然筑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