盘点十八大以来反腐成绩：落马高官超前60年总和

中共十八大以来，中央铁腕惩贪。图为南京举行反腐展览。资料图片

　　编者按：中共十八大以来，中国进入实现全面小康、实现百年梦想的历史阶段，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逐渐适应经济发展新常态，步伐铿锵稳健。本报从今日起推出《点赞中国》系列专题，从政治、经济、民生、社会、文化等方面，介绍和解读3年多来国家的发展重点和取得的阶段性成就，希望增进读者对国情的了解，对香港读者增进国家、民族、文化认同有所助益。

        十八大后近160高官落马 超前60年总和

　　大公网5月12日讯 （记者王珏）中共十八大以来，在习近平主导下，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以前所未有的忧患和紧迫感，掀起了新中国成立以来规模最大、涉及层级最高、形势最复杂而成效也最显着的反腐败斗争。据本报初步统计，迄今有近160名党政军高官应声落马，薄熙来、周永康、令计划、徐才厚、郭伯雄、苏荣等“超级大老虎”被缚，不到四年查处省部级官员总数超过之前60余年的总和。此外，铁腕惩贪的同时，中央亦以雷厉风行的姿态革新吏治，痛击官僚主义、形式主义的沉痾顽疾，并积极推进法治反腐、制度反腐，“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的官场新生态正在逐渐形成。

　　2012年12月6日，十八大闭幕不到一个月，新科中央候补委员、时任四川省委副书记李春城接受调查，成为十八大后第一位落马的省部级官员。他的被查，也为十八大后惊心动魄、高潮迭起的反腐风暴掀开了序幕。

　　打破“刑不上常委”惯例

　　据不完全统计，十八大以来，自2012年12月6日李春城接受调查，到2016年4月20日贵州省原副主席孔令中被降职，共有110名副省级以上官员被查。其中十八大至2014年底被宣布查处的省部级官员为54名，2015年34名，2016年至今为22名。此外，中国军方先后十余批次发布“打虎榜单”，至少有近50名“军老虎”被公开通报，涉及中央军委、四总部、陆海空三军、二炮、武警，以及多个军事院校。

　　值得注意的是，被查的百余名省部级高官中，包含政治局委员4人、中央委员8人、中央候补委员12人。因薄熙来、周永康、徐才厚、郭伯雄等4位政治局委员被查处，十七届中央政治局也刷新了历史纪录，此前，5年一届的中央政治局最多有一位在任或卸任的委员“落马”。特别是，周永康成为30多年来首位被查的曾担任过中央政治局常委的官员，同时也成为首位落马的正国家级领导人，打破了所谓“刑不上常委”的惯例。这充分说明，中央的反腐风暴，纵向无禁区，任何人在党纪国法面前，都无任何特权。

　　31省区市无“无虎省份”

　　此外，去年年底，中纪委接连两日通报上海市副市长艾宝俊、北京市委副书记吕锡文被查，他们成为上海市和北京市被打落的首位省部级“老虎”，至此，内地31个省区市再无“无虎省份”。同时，中央反腐触角深入各行业领域，从部委到央企，从党政部门到军队系统，甚至以往颇为神秘的国安、外交部门，乃至中央领导人曾经工作过的地方，“首虎”频现：如体育系统“首虎”--国家体育总局原副局长肖天、法院系统“首虎”--最高法院副院长奚晓明、证监系统“首虎”--证监会主席助理张育军、国安系统首虎--国安部副部长马建、外交系统首虎--外交部部长助理张昆生等，实现了反腐“全覆盖”。在军队，根据军方通报，至少有50名军级及以上“军老虎”落马，特别是上一届军委班子成员中，排名第一、第二的两位职业军人--郭伯雄和徐才厚均因贪腐而被查，在中国军队历史上绝无仅有，这也再次表明中央“军中绝不能有腐败分子藏身之地”的坚定决心。

　　辟“海外战场”反腐无死角

　　在反腐工作中曾有一块短板一直难以突破，那就是贪官一旦潜逃海外，纪检监察部门便对其鞭长莫及，从而深陷遣返路阻、追赃无门的困境。为实现反腐无死角，新一届中央着力开辟“海外战场”，吹响了追捕外逃贪官的“集结号”。

　　去年追逃逾千人追赃30亿

　　今年3月底，潜逃境外17年的“百名红通人员”第63号张丽萍被成功劝返回国，这是第25名到案的“百名红通人员”。自去年4月国际刑警组织中国国家中心局首次集中公布针对100名涉嫌犯罪的外逃国家工作人员、重要腐败案件涉案人等人员的“红色通缉令”以来，潜逃或藏匿在世界各个角落的“百名红通人员”已有四分之一到案。同时中纪委透露，目前中国已与39国签署了引渡条约，并和美国、加拿大等建立了司法与执法合作机制，初步构建了追逃追赃的国际合作网络。其中，2015年全年共追回外逃人员1,023名、追赃30亿元，首次实现了追回人数超过新增外逃人数。

　　另据中纪委国际合作局副局长蔡为介绍，继去年的“天网2015”、公布百名职务犯罪红色通缉令等工作后，今年，还将继续开展“天网2016”行动，并再公布一批职务犯罪“红通”人员。他表示，如果说2014年是追逃追赃工作的“启动年”，2015年是“提速换挡年”，那麽2016年则是“全面推进和攻坚克难年”。要“有逃必追，一追到底”，坚决把腐败分子追回来绳之以法。此外，今年“天网2016”行动中“猎狐2016”、职务犯罪国际追逃追赃专项行动、打击利用离岸公司和地下钱庄向境外转移赃款等专项行动是“天网2015”的延续。

　　专家称，这是多年来第一次如此大规模地追赃追逃，也是第一次系统、全面地把这个工作提到反腐败的日程上来，将对在逃贪官和想要外逃的贪官产生巨大震慑效应，海外不再是逃避司法打击的“避难天堂”。

　　16落马高官“断崖式”降级

　　中共十八大以来，在凌厉的反腐风暴中，至少有16名落马的省部级高官未被治罪，而是罕有地受到连下数级的“断崖式”降级惩戒，受到舆论广泛关注。专家认为，这些没有移交司法处理的高官，貌似“软着陆”，但在行政纪律层面受到了最为严厉的处分，既体现中央从严治党、廉政不留死角的决心，又遵循严守党纪国法边界的原则，凸显十八大以来中央力推的法治反腐、制度反腐的治理思路。

　　十八大之后开省部级官员“断崖式”降级之先例，是云南省委原常委、昆明市委原书记张田欣和江西省委原常委、秘书长赵智勇。2014年7月，两人因严重违纪被开除党籍，并被取消副省级待遇，张田欣降为副处级非领导职务，赵智勇降为科员。而2015年，共有10名省部级副职干部被“断崖式”降级。到了2016年，则有四川省原省长魏宏降为副厅级非领导职务，湖北省原省委常委、组织部部长贺家铁降为正厅级非领导职务，海南省人大常委会原副主任张力夫降为副科级，贵州省政协原副主席孔令中降为正厅级非领导职务。

　　其中，降级前级别最高的为四川省原省长魏宏，从正部降到副厅；降级数最多、降级后级别最低的为江西省政协原副主席刘礼祖和江西省委原秘书长赵智勇，两人均连降七级，从副省部级降至科员。

　　专家：从“不敢腐”迈向“不能腐”

　　十八大后，经过疾风劲雨、声势浩大的近4年铁腕惩贪，“不能腐、不想腐”的效应初步显现，反腐败斗争压倒性态势正在形成。在北京，专家认为，2016年将是中国反腐败斗争承上启下的关键一年，将延续之前高压反腐态势，强化“不敢腐”的震慑作用，同时进一步推进制度反腐、法治反腐，为最终实现“不能腐、不想腐”打下基础。

　　倡立法构建反腐体系

　　中国人民大学反腐败与廉政政策研究中心主任毛昭晖对本报指出，新一届中央政府履新至今，这一阶段的反腐，总体上是以查办腐败案件和“反四风”为“牛鼻子”展开，从惩治角度而言，发挥了前所未有的威慑力。但同时应该看到，当前遏制与预防腐败的制度体系尚不完善，“一把手”缺乏监督、腐败机会未能消除等问题依然存在。下一步，应该进一步推进反腐法治化，着力解决反腐如何持续以及攻坚的问题。

　　他建议，首先要强化立法，构建一个完整的、体系化的反腐败法律体系，为反腐败的法律适用提供保障，其次，从制度反腐的要求出发，加强对政府机器的监督，改变长期以来注重党内监督轻视政府监督的偏向，对此，全国人大已表示将修改行政监察法，健全国家监察组织架构，形成全面覆盖国家机关及其公务员的国家监察体系。

　　北京大学宪法与行政法研究中心主任姜明安则认为，“简政放权”、取消或下放审批权，是实现不能腐的治本之策。他说，本届中央政府简政放权的决心和力度都超乎预期，不但国务院多次取消或下放行政审批事项，越来越多的地方政府也在推行权力清单制度，依法公开权力和权力运行流程。他认为，下一步需要提高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的“含金量”，最根本的还是要制度化，即形成监督或惩处机制：对于一些滥用行政审批权力，谋取部门和个人利益的现象，不仅要有公开透明的监督机制，更重要的还要设立惩处机制。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加强对权力运行的制约和监督，从不敢腐迈向不能腐。

　　近九成城乡居民对反腐有信心

　　中央大力惩治贪腐、纠正不良党风政风民风收到实效，亦得到民众认可。中国社科院今年1月发布的调查显示，86.9%的城乡居民对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有信心”或“比较有信心”，比2014年分别上升11.1%。对于纠正官场及社会的不良风气，65.7%的城乡居民认为效果“很明显”或“比较明显”，比2014年上升11.5%。

　　中国社科院中国廉政研究中心的问卷调查显示，93.7%的领导干部、92.8%的普通干部、89.2%的专业人员、87.9%的企业管理人员、86.9%的城乡居民对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有信心”或“比较有信心”，比2014年分别上升2.2%、5%、16.1%、3.1%、11.1%。

　　此外，对于官场存在的“四风”及社会不良风气，民众普遍认为当前大有改善。调查发现，92.5%的普通干部、86.8%的企业管理人员认为纠正不正之风工作“非常有效”或“比较有效”，比2014年分别上升10.2%、5.2%；65.7%的城乡居民认为效果“很明显”或“比较明显”，比2014年上升1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