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20的中国使命：建立全球治理新秩序

　　图：本次G20杭州峰会肩负的主要任务是加强国际宏观经济协调能力，完善国际金融框架，支持经济增长。

　　次贷危机爆发八年之后，全球经济依然在泥淖中艰难前行。本周日（9月4日）在杭州召开的G20峰会，不仅需要进一步巩固当前的经济复苏成果，更重要的是通过加强全球宏观经济政策的协调，推动结构化改革，重塑全球经济的内生增长动力，加强沟通与联系，减少政策不确定性和负面溢出效应，降低经济下行风险。中国作为会议的主席国，也是全球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也必然将在加强全球经济协调和改革国际经济金融治理结构方面发挥更重要的作用。

　　中银国际首席经济学家 程漫江 宏观分析师 叶丙南

　　1.G20峰会已成为全球经济金融治理的重要机制

　　G20峰会诞生之初主要在各国财政部长和央行行长之间展开会晤与对话，意在通过加强国际经济和货币政策的非正式对话，维护国际金融和货币体系的稳定。2008年次贷危机爆发，全球经济陷入大萧条以来最严重的危机，二十国集团将原有会议提升为各国领导人峰会，旨在增强相互合作，实现全球金融体系的必要改革，恢复全球经济增长。

　　英国脱欧公投后，全球政治经济金融格局在中长期内可能发生新的变化，国际金融市场不确定性仍居高不下，全球经济、贸易和投资面临新的挑战。在此背景下，如何进一步通过规则和机制的设计，对全球货币事务和金融活动进行有效管理，如何在全球、区域和国家层面协调各种利益关系，就成为了全球金融治理对G20峰会提出的新要求。

　　G20历次领导人峰会给危机中的全球经济注入了合作动力，填补了传统机制疲于应对国际经济结构变迁所带来的制度空白。但经过近十年的发展，全球经济金融治理机制依然面临诸多挑战，仍有一些重要的国际经济目标因为成员国的分歧而并没有实现，如反击贸易保护主义的承诺并没有成为现实，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治理结构改革仍有待推进，G20常设秘书机构始终没有建立，在一定程度上妨碍了G20的运行效率。

　　2.本次G20杭州峰会面临的新挑战与新问题

　　本次G20杭州峰会肩负的主要任务是加强国际宏观经济协调能力，完善国际金融框架，加强投资和基础设施建设，推动金融部门改革，加强国际税收和反恐融资合作，通过采取货币、财政和结构性改革等多种政策工具，提振市场信心，支持经济增长。

　　首先，G20峰会面临如何加强政策协作并促进结构化改革以提振持续弱于预期的全球经济。当前全球货币政策宽松已达极致，发达国家相继实施零利率政策，启动多轮非常规量化宽松政策，欧日近年来甚至转向负利率政策，但全球经济复苏依然乏力。极度宽松的货币政策无法缓解经济的结构性问题，发达国家结构化改革与经济转型缓慢，金融政策失调日益严重，欧盟和日本在继续执行量化宽松政策后，不惜进入负利率的“非常规”货币政策领域，国际货币汇率大幅波动，为全球金融市场带来新的风险。

　　欧洲难民潮、英国脱欧、土耳其军事政变等地缘冲突，都将继续抑制欧元区本就乏力的复苏进程。英国脱欧公投之后，各成员国之间存在的经济分化、文化差异及不统一的财政政策，为欧元区政治经济环境增加了不稳定性；“安倍经济学”对日本经济增长的刺激后劲不足，年初以来全球风险波动和对日本央行货币政策空间有限的预期带动日圆大幅升值，极大地压缩了日本出口企业利润；虽然美国经济复苏势头相对较好，劳动力市场保持了稳健复苏的态势，但今年以来全球经济的疲弱增长和金融市场的频繁波动，数次打断了美联储的加息进程，拖累了美国经济的复苏进程。

　　全球经济复苏乏力反过来加剧了区域贸易摩擦、地缘政治冲突和社会内部矛盾，贸易保护主义、恐怖主义和分裂主义明显抬头，对国际经济金融治理形成新的挑战。由于极致宽松的货币政策无法解决全球经济的结构性问题，而全球结构型改革和财政政策配合面临新的挑战因素，如何加强经济政策协调、推动区域合作、防止国际风险、避免以邻为壑政策、降低负面溢出效应成为本次G20峰会的讨论重点。

　　其次，G20峰会将进一步加强构建全球金融安全网，解决新兴市场债务风险上升问题。新兴市场过去多年受益于美国量化宽松政策，以及中国深化改革开放的“溢出效应”，发展迅速。但随着美元升息周期到来和中国经济增长放缓，新兴市场国家普遍面临流动性环境与经济周期“错配”风险，经济下行周期与本币贬值压力显着上升，巴西、阿根廷、俄罗斯等国面临债务风险上升的危险。

　　过去依赖商品出口拉动经济的增长模式在外部需求低迷的情况下难以为继，而想通过结构转型实现出口多元化则短期内难以实现，新兴市场经济的复苏之路并不平坦，跨境资本不稳定性很容易造成资产价格和流动性环境大幅波动。金融危机证明了仅凭以IMF为主的救助机制难以保证救助实施的有效性和资金充足性，后危机时代需要构建更加完善的全球金融安全网。2010年G20首尔峰会曾明确提出要构建一个更为灵活的、多层次的、适用于不同类型国家的全球金融安全网，但遗憾的是这一议题此后进展缓慢。本届峰会也将支持巴黎俱乐部作为主要国际官方双边债务重组平台，来讨论主权债务问题，并支持巴黎俱乐部持续吸纳更多新兴债权国。

　　再次，G20峰会仍需关注并解决全球经济格局巨变之后国际治理机制改革滞后的问题。从1999年G20部长级会议诞生，到2008年G20首次峰会召开并被委以应对金融危机的重任，世界经济的实力版图发生了巨大变化。G7整体GDP占整个世界GDP的比重由1999年的66%降到2015年的47%，新兴市场经济占全球经济的比重则从1999年的19%上升到2015年的39%。

　　伴随世界经济版图变化，国际社会不可回避的问题是加快国际经济金融治理秩序的改革，提升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在国际经济金融体系中的地位和话语权。中国央行行长周小川7月份在成都G20财政和央行行长会议上表示：“G20应继续推进IMF第15次份额总检查，进一步提高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的份额占比……呼吁区域金融安排与IMF进行更多合作，并不断完善IMF贷款工具。同时，应扩大SDR的使用，人民银行已发布了以SDR作为报告货币的外汇储备、国际收支和国际投资头寸资料，正在研究发行SDR债券的可能性。”

　　在当前全球经济低增长的新常态下，面临局部地区日益激化的社会矛盾，G20杭州峰会为全球主要国家领导人提供了一个互相对话、共同合作的契机，有助于进一步加强宏观政策协调，加大货币政策、财政政策和结构性改革对经济增长的支持，避免竞争性贬值和各种贸易保护主义，构建开放、稳定的全球金融体系，从而进一步稳定全球经济政治金融环境，支持经济增长。

　　3.中国藉此峰会提升国际影响力，努力建立全球治理新秩序

　　中国经济经过多年快速发展，进入“三期叠加”阶段，增长阶段转换、结构转型推进和前期刺激积累的债务压力带动经济增长持续下行，GDP增速由2010年的10.6%下降至2015年的6.9%和2016年上半年的6.7%。英国脱欧后，中国面临更加复杂和多变的国际经济政治金融环境，也对中国保持宏观经济政策的稳定性和连续性带来了挑战。

　　本次G20峰会是IMF宣布将人民币纳入SDR货币篮子之后，中国所举办的第一次大型国际会议，而今年10月份包含人民币的SDR货币篮子也将正式投入使用，人民币在全球经济金融体系中的地位将进一步提升，中国也将更多地参与到国际货币体系和金融事务中去。此外，美国的“重返亚太计划”、菲律宾所谓的“南海仲裁案”在一定程度增加了中国对外交往和跨境贸易投资中的挑战。中国需要借助G20的平台，加强同世界主要经济体的沟通和合作，稳固市场信心，消除市场误解，巩固对外开放的成果，也为“一带一路”倡议顺利实施提供有力保障。

　　中国是世界贸易体系中的重要伙伴、也是全球化和多边主义的积极宣导者。中国作为今年G20峰会的主席国，将发挥重要领导力量，与世界各国和国际组织展开合作，承担起促进世界经济稳定复苏的共同责任，在支援全球化进程和多边贸易体制中发挥主渠道作用。

　　与此同时，中国将进一步加强以强劲的、以份额为基础的、资源充足的IMF为核心的全球金融安全网，支援国际组织应发挥更大引领和协调作用，通过新的份额调整反映新兴的活力经济体在世界经济中的相对地位，按照一定的时间表和路线图赋予发展中国家与其经济地位相匹配的话语权和投票权，逐渐实现平等的投票权，支持多边开发银行采取行动，在基础设施投资方面发挥更大作用，支持全球经济可持续增长。

　　(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