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作为一个研究中国现代文学的学者,我最有兴趣的题目是中外文化的交流。英国文学是我在大学时代的主修科目,因此我一直对它存有一份怀旧之情。
一
作为一个研究中国现代文学的学者,我最有兴趣的题目是中外文化的交流。英国文学是我在大学时代的主修科目,因此我一直对它存有一份怀旧之情。英国文学如何与中国文学发生文化交流的关系?这是一个大题目。编者约稿,我只能大题小做,从我目前研究的大项目中挖出一小题目来献丑,那就是晚清到民初(约自1895 至1915年)的翻译小说,以英国维多利亚时代(1837—1901)的作品居大多数。这些小说,有的是公认的经典作家,如狄更斯,然而更多的当年流行的通俗小说,在英国的通俗杂志如London Illustrated News, The Strand等连载后,立刻传到中国。当年上海是一个名副其实的国际大都市,所以这些杂志和内中的讯息资料,上海的读者(至少懂英文的读者)并不陌生,否则也不可能在世纪之交的十几年间出现那么多的中文译本,特别是当年最流行的“福尔摩斯探案”,可谓家传户晓。
清末民初的翻译者大多是略通外语的文人,也是小说作家,他们在报纸和杂志上写稿为生,社会地位不高。地位最高也最有名是林纾(林琴南),他完全不懂外文,必须靠口述者合作翻译,竟然出版了一百八十多种翻译小说!此外还有包天笑、周桂笙、周瘦鹃、陈景韩(笔名冷血)、严独鹤等人,大多被学者归类为“鸳鸯蝴蝶”派的作家。他们之中有的人也懂一点日文,所以文本的另一个来源是日本,不少英文小说是从日文转译过来的。
除了侦探小说之外,当年中国读者最喜欢看的翻译小说大抵属于所谓的“言情小说”(或曰“写情小说”),大多出自通俗作家——特别是女作家——之手,他/她们在维多利亚时代也红极一时,如今却无人问津了。当年的热门变成现在的冷门,只剩下少数研究此道的学者还有兴趣,我是其中之一。但是在研究的过程中遇到不少难题,这些难题,其实并不完全需要学术研究或理论才能解决,所以要藉这篇短文向喜欢此类作品的现代“粉丝”——如果还有少数“幸存者”的话——请教和求援。
且让我引一本上海的通俗杂志《月月小说》在1906年列出的“英国近三十年中最著名之大小说家”——注明是“以社会欢迎之多寡为序”——作为例子(括号内英文名为我所加):
Charles Dickens
W. M. Thackeray
Hall Caine
Miss Marie Corelli(高兰丽女史)
Walter Scott
Bulwer Lytton
Rudyard Kipling
J. M. Barrie
Mrs. Humphrey Ward
Robert Louis Stevenson
Arthur Conan Doyle 陶高能 (著福尔摩斯侦探案者)
Stanley Weyman
Charlotte Bronte
Anthony Trollope
I(Israel) Zangwill
Mrs. Henry (Ellen)Wood
Charles Reade
Charles Kingsley
Henry James
George Meredith
Thomas Hardy
Mrs. (Mary Elizabeth) Bradden
E. F. Benson
这个名单上23位作家的排行榜,以现在的眼光看来,最明显的特色就是“雅俗并置”,领衔的狄更斯可以说是维多利亚时代最著名的作家;排在第二位的Thackeray(萨克雷),至少英文系的学生都知道,他的小说《名利场》(Vanity Fair)是我在台大外文系二年级必修课的教材。然而排名第三和第四位的Hall Caine 和 Marie Corelli 到底是何许人也?更妙的是:这个名单中只有两位作家附有中文名字:一位是写福尔摩斯探案的鼎鼎大名的作家陶高能(现译柯南道尔),另外一位“高兰丽女史”到底是谁?而且名列第四!为什么女作家中只有她有中文名字?是不是当年的编者对这位“高兰丽女史”情有独钟?或是在那个年代她的大名在中土也早已如雷贯耳?
除了她之外,诸如Hall Caine,Mrs. Humphrey Ward,Stanley Weyman,Israel Zangwell,Charles Reade,Mrs. Mary Bradden,E. F. Benson等这些名字现在都很陌生,而在当年却是畅销作家。他/她们和现在公认为是经典作家如Scott(林琴南译为司各特), Kipling(吉卜灵),Stevenson(史蒂文生),Bronte(布朗蒂), James(亨利·詹姆斯)和 Hardy(哈代)齐名并列,当时的英国和中国读者和译者也没有歧视,这是一个文学翻译的普遍现象和事实,古今皆然。根据一位印度学者的研究,这个情况,在印度也是如此,以上所举的这些作家,不少人也深受印度读者欢迎。
二
我面临的一个更棘手的问题是:这些畅销作品是否在中国已有译本?是否也很流行?我曾经研究过一位这个名单上漏掉的英国畅销作家哈葛德(Sir Henry Rider Haggard),他的作品林纾翻译的最多,有二十多本,一半以上是探险小说(如King Solomon’s Mines, She),另一半却是属于“言情小说”之类。前者是哈葛德的拿手好戏,后者却非他所长,写了这么多本,显然是当时通俗文学的风气使然。经过林纾的生花妙笔的渲染,哈葛德变成了清末最有名的英国作家之一,被中国读者视为巨擘。而现在呢?他的书很少人看了, 因为当今“政治正确”的学者说他宣扬大英殖民主义。然而他的小说故事却在好莱坞的电影里(如Indiana Jones,Mummy)借尸还魂。
哈葛德写过一本言情小说:Joan Haste,不是他最好的作品,在英国也不特别流行,但是到了中国却大行其道,竟然有两三种中译本。早期包天笑的译本删节很多,特别内中女主角未婚而怀孕的一段,为了顾及道德问题,被删除了,然而后来林纾的译本却把这段原原本本译了出来,而林纾一向被公认是一位极重道德的保守主义者。这段学界尽人皆知的“佳话”,却引起我想要探索的另一个问题:通俗小说在英国和中国是否非要“道貌岸然”,必须维护社会的道德尺度,才能畅销?我认为恰恰相反,越是受读者欢迎的作品,内中僭越常规的因素越多,然而却隐藏在一个“煽情式”(melodrama)的情节模式之中,变成了一种“压抑”。
英国学者Louis James把煽情式的小说归类为“Sensation Novels”,也就是有刺激性的小说,用晚清译者的说法,就是“奇情小说”。这个“奇”字,在当时的语境里颇为暧昧,含有“神秘”或“奇怪”的味道, 研究维多利亚小说的外国学者,称之为“Gothic”(只好直译为“哥特”),有时候故事情节还牵连到鬼怪。中国通俗文学中的鬼怪故事也很多, 但是这种维多利亚式的鬼怪故事,多发生在室内——即是在贵族或中产家庭的大宅内发生的不足为外人道的“怪事”,关键在于作者在叙事的过程中如何处置它?最著名的例子就是Charlotte Bronte的小说 Jane Eyre(中译《简爱》)中住在阁楼上半夜作怪的“疯女人”。用当代女性主义的说法,她代表了一种被道德规范压抑下的“不轨”和僭越,在当时的维多利亚家庭价值中纾解,或于主流的价值系统不合,或是像疯子之类的人物被置于价值系统之外,无法搁置,只好放在“阁楼”上却像从跨文化的角度来探讨这个问题。中国民间的儒家道德制度, 如“三纲五常”或“三从四德”难道不也含有大量的欲望受压抑的成分?《白蛇传》是一个最明显的例子,否则鲁迅也不会一连写两篇论“雷峰塔的倒掉”的杂文。
除了《简爱》之外,还有其他类似的“哥特”煽情小说吗?是否还有其他和女性有关的主题?这就是我对高兰丽”女史(把她尊称为“女史”,意思就是“才女”)感到好奇。她的大名也赫然出现在当年印度的图书馆名单之中。上述名单中还有另外三位夫人:Mrs. Humphrey Ward, Mrs. Henry Wood 和Mrs. Bradden, 到底是何许人也?她们的作品内容是否含有类似的煽情情节?这类小说在英国畅销的原因何在?是否体现了维多利亚时代中产阶级的价值系统?当这些价值被移植到中国的文化语境之后,是否在共鸣的同时也提供了新的“刺激”,甚至“越轨”的可能性,所以才会畅销?这一些假设,都有待求证,对文本和翻译仔细对照研究后,才能定案。到目前为止,几乎所有研究晚清翻译小说的学者,都无法看完这上千本的小说,何况有的还不全是翻译,而是“再创作”。
三
目前研究这个题目的海峡两岸华人学者(大多是研究一两本小说)的公论是:此类英国言情小说的故事情节和人物刻画──特别是女主人翁──很容易融入中国文学传统中的“才子佳人”模式,因而受到中国读者的欢迎。我却要进一步追问:一种语文被翻译成另外一种语文,难道只能乖乖地依附在其文学传统之中吗?翻译必然也有“误读”的成分,而“误读”不见得都是坏事,有时反而把一本普通的作品重新解释,使原典脱胎换骨,变成了新的作品,更有价值,甚至对一个转型期(如晚清)的社会价值和风气,有所冲激和影响。晚清时代的中国在政治和文化上经历了千古未有的剧变,外来的文化经过殖民主义的势力,流传到了中国。然而在这个过程中,外来文化本身也被本土的文化改头换面了,它原有的殖民主义的意识形态,说不定也被颠覆。无论如何,我一直认为晚清的翻译小说应该算是中国文学的一部分,是雅是俗,是好是坏,都为这个时代的文化开创了一个文学上的新纪元。
至于这位“高兰丽女史”是谁?我目前还在探索之中——用探案的方式, 一步一步地摸索求证,像福尔摩斯一样。好在现今有互联网,英文材料在网上不难找到,目前我收集的资料显示:她是维多利亚时代极有名的畅销作家,连维多利亚女王自己都是她的“粉丝”!而有关她的中文材料和作品的中译本呢?网上则付阙如,有待高明人士指点迷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