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范谈教改齐心最重要 同为社会献良策

　　图：罗范椒芬对参与教改引以自豪，期待香港社会重拾同心协力的干劲，齐步向前/记者蔡文豪摄影

　中国国际新闻台（www.ciftv.com）4月26日讯（记者 唐晓明 吕少群）香港千禧教改受全社会关注，在海外备受肯定，全因汇集了不同持份者的共同努力而成，作为教育决策官员的罗范椒芬担当重要角色。回望三十二年的公务员生涯，她参与不少改革，自言有“改革命”，认为最为深刻就是教育改革。得也团队、失也团队，她强调“齐心”至为关键，赞扬当年同心协力的教改团队，共同为教学理念付出。展望未来，她希望各持份者放下分歧，共同为社会发展出谋献策。

　　“我整个的公务员生涯，曾做过不少改革，其实我都有条‘改革命’，过去在公务员事务局、房屋署、运输署，都有不同程度的改革参与，但我觉得当中最深刻就是教改。”罗范椒芬接受《大公报》专访时指出，教改由理念引领，再经详细讨论，影响范围之广、时间跨度之长、参与人士之多，还有当时的那种齐心协力、目标一致的精神，堪称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前所未有。“我觉得在整个公务员生涯的服务过程里面，那种精神，是感受最深和最难忘的。”

　　难忘团队团结有冲劲

　　谈到当年教改情景，罗范椒芬神采飞扬，深深怀缅。她赞扬被称为教改“三头马车”的梁锦松、戴希立和程介明，认为三人都有很强的领导能力，而当时教统会、教育委员会等各咨询组织，大家都齐心一致、做到最好，“印象深刻是，我们很多时都是放工后开会，在政府总部的会议室那里吃三文治，会开到很晚，但大家斗志都是好高，那种团结而富有冲劲的精神，到今日都非常难忘。”

　　罗范椒芬续称，当时既有调查和研究，亦要去学校探访，和老师举行座谈会，下了无数的工夫，2000年交予行政长官董建华的那份教改报告书基本上是没有人反对，当时大家都觉得这是一个好好的愿景。她认为教改能团结各界，“为何我们不能在社会上，再找一些大家都关心的课题作全面性的研讨呢？”

　　对照当下，展望未来，身为行政会议成员的罗范椒芬，希望政府加强与各持份者沟通，凝心聚力，“做政府好难，要平衡短期和长期的利益，要平衡个人与公众的利益，难处不足为外人道，所以更应该将难处和社会分享。”她说，每个持份者都希望政府首先关注他的要求，但政府有好多事情同时处理，不可能每个决策都符合所有人的需要，如果政府多些将自己的困难和社会分享，多些收集民间的智慧，才能共同去化解问题。

　　要让各持份者参与

　　罗范椒芬认为，在大政策上，要多些让公众参与，争取各方认同，“现在香港社会都好讲求公共参与，其实我们更多的公共政策是需要这类全民参与和全民讨论，当然参与后，不代表会执行和认同，但起码让各持份者参与其中。”

　　身兼港区全国人大代表的她补充，如果香港社会尽快醒觉，我们还有很多优势，再加上国家“十三五”规划是一个非常关键的时期，对国家如是，对香港亦是非常关键的五年。她希望各方放下分歧，寻找合作点，令香港可以往前迈进。

　　教改三不足 家长最难搞

　　回望十多年的教改，经过反思的罗范椒芬，认为有三大不足之处。

　　她认为教改推行之前并无“摸清家底”，即当局无就二千年时的教育场景作一个全面审视，结果陈义高，理想宏大，但教育前线的老师，可能因为所受的教育不同，其水平、文化未能配合，当推出一系列教改政策后，必然会有很多人跟不上，反弹情绪自然强。“过去推动改革时有路线图及时间表，但路线图、时间表要根据当时的实际起点在哪里而去设计，而不是讲自己的目标，要达到做到边度，否则会有落差。”

　　罗范椒芬又称，过去的教育咨询委员会云集最优秀的校长、最专业的校长、最有理想的老师，对他们来说什么也行，什么也能完成，但亦因此未能全面切合到不同程度的学生的需要，令到当局不时都推出政策，明明经过咨询，推出时却很多反响。

　　她曾经找一些不同类型学校的教师一同参与，认为不能够只拣第一组别的老师参与。“因为你做的那套课程，都要切合到不同程度的学生的需要，不是只为第一组别的学生，所以后来‘334课程改革’放进了大量课程，第三组别学生都教唔切，搞唔掂，因为那些全都是精英想出来的东西。”

　　罗范椒芬认为，最难改善、社会到今天仍然未能妥善处理的就是家长教育问题。因为每个家长的要求都不同，有些认为全港性系统评估(TSA)很好，好过打机无所事事，甚至多买几本练习让子女做，但亦有家长觉得怎可以迫他们做这些东西。所以家长完全不同，因为每个背景不同、要求不同、诉求不同。

　　她续称，永远都是最有心的家长才会出席家长会，最需要知道的家长反而不来，所以有一群家长未能接触。“你就算狄志远做哋咁多年家校会(主席)，都难以接触100%家长，问题很大。”她说，过去担任教育公职的时候，看过一些外国研究文件，指对学生最大的影响，家长佔六成，家庭教育佔五成，学校可能是三成，两成则是天赋，“家长可能为口奔驰，根本不会理解这些理念，但家校合作对教育质素影响甚大。”

　　社交媒体冲击 影响青年想法

　　教改曾提出“乐善勇敢”的口号，罗范椒芬称，是否真正做到难以辩说，但她认为教改有一定成绩，并指现在的年轻人说话“精叻”，对社会亦勇于承担。她认为，青年人关心社会，甚至走出来参加选举，都是有承担的表现。

　　罗范椒芬又称，青年人是聪明的，好多时只因缺乏全面的资讯，才做出错误决定。她担心社交媒体的出现，令青年人容易接收不正确的信息，以致思想有所偏差，“社交媒体的特性是，同一思想的人作为一个群体，欠缺多元性，其实一个民主进步的社会是以多元的思想为基础，但青年人如果只是沉迷于社交媒体，容易思想走向单一。”

　　她举例，就如自杀事件，当有人跳楼的时候，就会有人跟住跳，出现了一股模仿潮。她补充，当一班不开心的人不停在群体里散播不开心的事情，会令该群体的人心情更加低落。

　　社交媒体冲击整个传媒的生态，而社交媒体和大众媒体究竟传递什么信息，都会影响青年人的想法。她觉得，现在不少传媒都是报道偏颇，令青年人接收错误信息，不能客观持平报道，甚至以“无名氏”身份就可在网上发布资讯，影响真实性和平衡性。

　　倡善用科技 减老师负担

　　教改提倡“校本”，虽让学校可更灵活运用资源，亦令学校面对大量的文书工作。现为香港科技园董事局主席的罗范椒芬，重视利用科研提升学生学习成效，亦表示可透过科技优化学校的工作效率，以减轻老师负担。

　　她认为，现在如果有东西可靠科技创新去解决，政府有需要安排人手到学校去处理问题，例如若要收集学校的各项数据，可考虑拨款将所有学校资料都转为实时数据，输入后直接传送到教育局，减少人手输入再製成文件递交到教育局的多重工夫，整个过程可以用简单的方法以全电脑化取代，这需要学校利用科技创新加以配合。

　　她又说，学校行政安排也应该优化。她以近期拨款更新学校WIFI(无线上网)为例，既然要拨款去让学校各自处理，何不统一招标更新?或者分区去处理，“如果学校有不同的规模，你可以按哪一个年代出一份报价单，如果各自招标，只会令学校增加处理行政工作。”

　　谈到学校的创新科技，罗范椒芬建议优质教育基金拨款予有心有力的学校去筹划创科项目，“就像以前做的IT In Education，哪间学校愿意课馀去帮学生学习，或找一些业界人士帮学生去学这些东西，就帮他们安排资源。”她以“星之子”陈易希就读的中华基督教会谭李丽芬纪念中学为例，该校每逢周六及周日都会开放实验室让学生学习，结果该校已产生了三名“星之子”。

　　不清晰理念 令TSA被异化

　　全港性系统评估(TSA)是教改的重要措施之一，原意是要减轻学生的压力，惟近年不少学生及家长对TSA的观感都倾向负面。罗范椒芬认为TSA被异化，源于对其理念不清晰，又将原先的支援功能转为问责。

　　罗范椒芬称，TSA异化源于大家对理念不清晰，“因为当时取消小六学能测验，学能测验是一个高风险的测验，当时很多学校校长都投诉，小学无教好学生就推上来中学，来到中学有些可能26个字母都未学齐，所以一定要每个学习阶段有一种所谓的‘体检’，以确保学生掌握足够的能力应付学习。”

　　她强调，基本能力评估并非要斗厉害，而是为最基本的能力评估，“如果他连基本概念都未搞清楚，他升上去一定做唔到，只会令差距愈来愈大，究竟现在的试题是否脱离了基本能力呢?这个大家要去问。”

　　她又说，TSA原初目的并非以此作为学校的排名标准，只是让教育局看了成绩之后去做支援，“其实我们现在是否不做支援而转为问责呢?我们不应一开始就讲取消，反而要针对问题去‘正本清源’，做回当初的目标。”她形容TSA报告其实做得相当不错，她有不少同事离开教育局后转而做了中学校长，将中三TSA评估善加利用，将所有错的题目，错在哪儿全列出来，向学生复述概念，让学生知道问题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