茅于轼：他仍像个眼神清澈的孩子一样打量着这个世界（收听广播）

来源：中访网发布时间：2015-07-28

茅于轼，生于南京。知名经济学者。原北京天则经济研究所理事长，民间学术机构“人文经济学会”的理事长。在中国，一提起经济学随笔，人们自然就会想到茅于轼，他是较早以随笔的形式来阐述深奥的经济学道理的。1994年，茅的一部《生活中的经济学》，通过对美国市场的考察，阐述了市场经济的运行规律，该书一版再版，几乎成了经济学随笔的代名词，由此，茅获得了足够多的关注和支援。茅于轼自认是独立的、自由的经济学家，他的特点是把经济学更加平民化，纠正社会上一些人对经济学的错误认识。在研究学问上，他对自己的要求是，不仅要掌握教科书中的定理，还要找到可以说服自己的生活例证。

　　撰稿记者：王晶晶
黑色座机发出声响时，茅于轼先生总要抢在妻子前抓起书桌上的话筒——「茅老，我怎么样能够富起来呀？」电话那头一个陌生的声音问。作为中国当下最知名并且活跃的自由派经济学家之一，类似的电话茅于轼每天要接十几个。来电者包括房子被拆要打官司的农民、约访的记者、请求写出国推荐信的学生以及意欲辩论的学术观点反对者……人们将他视为市场经济以及自由主义的代言人，实际上这位老人已经不得不靠助听器和外界沟通。
　　茅于轼曾喜欢在屋子里打太极拳，因为总会有电话进来，打一次中途要停两三次，后来也不打了。妻子赵燕玲试图抢在茅于轼之前，帮他过滤掉一些不必要的邀约和不善意的言辞，朋友吴敬琏也劝过，不要随便答应别人的请求，但他还是难以拒绝。有时赵燕玲实在忍不住，对电话那头大声说：「你不要以为他通天的，他说不上话的，帮不了你们什么忙的，他自身都难保。」但对于这个老派的知识分子来说，书斋里响起的电话铃声如同现实社会中难以抗拒的某种召唤。
　　茅于轼86岁了，他已经习惯与衰老和平共处。大前年他出差60次，前年50次，去年才因为身体原因下降到30多次。每次出行都在妻子的陪伴下，81岁的赵燕玲推着行李车，茅于轼则四处张望，有时连行李都忘了拿。别人以为他在找人，实际上他是通过机场里人的行为观察这个城市的经济状况——大家扎堆在那儿聊天，根本不忙，经济能好得了吗？一下飞机大家都忙得不得了，「这个地方经济不错的」。今年5月去加拿大探望女儿，他回来马上写了篇「见闻录」发到网上，「加拿大的物价如果用汇率折算大体上和国内持平。如经典型男皮鞋合400元人民币，普通女便鞋75元人民币，西瓜每斤2.2元。但是人家的月收入可是我们的好几倍。是什么原因导致此种差别，值得经济学家和当权者深思。」他仍像个眼神清澈的孩子一样打量着这个世界。
　　茅于轼的声名源于他在1980年代对市场经济进行的启蒙工作，他撰写的《择优分配原理》引领一批青年学生推开经济学的大门。当下活跃的张维迎、宋国青等经济学家都曾在学生时代参加过茅于轼家的学术沙龙。退休后，他参与创办天则经济研究所、北京富平学校以及人文经济学会等NGO组织，《人物》记者采访前一天，人文经济学会的几个成员坐在他家米色条纹的沙发上开了一下午会。「我现在已经太老了」，他坐在沙发上感叹，不时掏出手绢擦擦眼睛，「我现在的问题，脑子记性很坏，耳朵又不好，所以开会什么的，我很难起作用……我主要是用人，把人用好了，用钱，把钱弄来了，这事交给他们干去。
　　外出、互联网以及电话线让茅于轼在耄耋之年仍保持着与世界的联系。他早上6点起床，吃早餐时就着咖啡和牛奶看《参考消息》，然后整个上午都坐在电脑前回邮件、写文章、发微博。他撰写文章《把毛泽东还原成人》，前不久又在FT中文网上就毕福剑事件发言，认为不应该限制不同意见的表达，引起一些左派人士的不满。他的很多观点也与主流相悖，譬如廉租房不应该有独立的卫生间，因为廉租房就应该低配置，盖得太好容易被权势者觊觎。「您的设计方案里有歧视和不平等的影子」，曾有记者这样问。「对，这就是市场经济，要平等，那就回到计划经济」，他说。
　　茅于轼甚至多次公开对写入教科书的18亿亩耕地红线的土地政策表示异议，在他看来，人为地设置一条红线限制土地自由流转，并不一定就能保证粮食安全，「经济学解决问题是靠资源配置，该进城的农民就进城，该种地的种地，这个资源配置，人尽其才，地尽其用，这产量就上去了。
　　2012年，茅于轼被授予「弗里德曼推进自由奖」，成为获得该奖的第一位中国人。这个以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米尔顿·弗里德曼名字命名的奖项，创办于2002年，历任获奖者包括经济学家、国家领导人、学运领袖和记者等为推进人类自由做出重要贡献的人。颁发给茅于轼的授奖词中称其为「中国推进个人权利和自由市场的活动家，直言不讳，并影响巨大」。去年，因为几十年来持续倡导个人权利、自由市场与政府改革，他被英国《前景》杂志评为十大「2014世界思想家」。

　　这些言论让茅于轼获得国际声誉的同时，也让他原本应该平静的晚年生活充满了火药味。茅于轼的家中多次接到过骚扰电话，他在公开演讲时受到反对者的攻击，他们拉起条幅称其「卖国贼」和「汉奸」。他却不以为意，「我演讲时他来捣乱，我请他到台上来跟我辩论，来辩论也辩论不过我」，他有些得意地笑了起来。
　　今年春节，社科院的领导来家里给茅于轼拜年，临走前特意叮嘱：「茅老，有些文章啊不必要写的你就别写了，有用吗？妻子赵燕玲也劝他为家里考虑考虑，不要再写那些文章了。「你放心，」茅于轼安慰她，「我说这个的话，我都有逻辑，我可以证明的。然后趁赵燕玲一不注意，新写好的文章又发出去了，「他电脑上头他写了，我又看不见，我眼睛（花）嘛，他一下子发走了！赵燕玲气呼呼地大声说，他还是就像青年人有这个勇气、任性，天不怕地不怕，该怎么做（就怎么做）。
　　帽子
　　茅于轼和妻子住在北京西二环附近的一个老式小区里，岁月爬上两位老人的面孔，也留在这个家中的每一个角落里，塑料花束蒙着一层细细的尘土，橱柜已经有几十年历史，上面钉着「铁道部宿舍」的牌子，因为这个小小的公共财产标识，它们成为过去岁月留下来的唯一纪念品，其他的财产全在「文革」时被3辆卡车拉走了。　　茅于轼时常坐在靠窗的书桌前，书房里挂着常穿的两件深色西服和七八条领带，「他是很优雅的人，超级喜欢戴礼帽，据说有各式各样漂亮的小礼帽」，曾和他一起工作过的一位年轻人说。每次出门他看见新款的帽子就要买，赵燕玲打趣他：「你啊，帽子戴得还不够？摘了这个什么帽子，一会儿又是「地富反坏右’，还要买帽子。

　　茅于轼出生于一个留洋知识分子家庭，伯父是著名的桥梁专家茅以升。他并非经济学出身，大学毕业后，像那个年代的青年知识分子一样，响应国家号召去东北建设祖国，在齐齐哈尔铁路局任工程师。因为「猪肉买不到，为什么不涨价」、「毛主席要见科学家，还是科学家去见毛主席」等言论，他在历次运动中被抄家、下放劳动。「现在反对我的，骂的也很多，但是我可以不理他是吧；但是「文革’时候，反右的时候，你不能不理啊，你还得认错，那个压力非常大。现在挨几句骂，我觉得是一点意思都没有，毫不在乎的。」他大笑着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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茅于轼：他仍像个眼神清澈的孩子一样打量着这个世界（收听广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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