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家陈宗胜在＂第九届融洽会＂发表学术讲演(4)

第七，我国城市化人口比例越过50%，进一步的城市化速度将减缓。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城市化进程持续快速推进。城市长期居住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从八十年代初的20%按平均每年一个百分点的比例增长，在2011年超过50%，即城市人口首次超过农村人口，到2014年达到54.77%。数据表明，90年代以后随着国民经济整体上的市场化改革，我国城市化进程加快，大中小城市和城镇人口快速攀升，其中1996年上升速度近5%。但是近年来随着我国城市人口逐步接近和超过50%的均衡点，城镇规模效应开始发挥作用，城市化上升速度开始减缓，2014年下降到1.94%。这也是经济新常态的特点。我国城市化远没有完成，但是进入到持久缓慢发展期。抑制城市化快速扩张的一个重要因素是城市资源环境承载能力有限，特别是特大城市和大城市，过度扩张将为城市的调水、输电、交通、治污等环境条件带来巨大压力。因此在持续推进城市化过程中，应全面进行城市发展规划，综合考虑城市整体上特别是特大和大型城市的接纳能力。目前北上广深城市承载能力到达极限，珠三角已成为世界最大城市群，但是中西部城市发展水平还远远不足。我国未来应以城市群为中心，扩大中心城市和卫星城镇的辐射能力，全面发展星罗其布的小城镇。我国城市化进程实际上是二元社会体制向一元发达体制过渡的过程，城市化将使全民享受改革发展带来的成果。持续推进城镇化也是我国经济持续发展的基本动力，需要从体制和政策导向上做更大的努力。

　　第八，城乡间居民收入差别持续下降，但进一步下降的速度将减缓。随着城乡经济不断发展，我国城乡差别终于在本世纪初由持续扩大转而呈现下降趋势。2014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28844元，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为9892元，城乡居民收入比由2007年与2009年的最大值3.33下降到2014年为2.92。造成我国城乡居民收入差别长期持续较大的原因有很多，其中最重要的是我国公有经济特有的二元经济社会体制，特别是二元价格剪刀差制度、二元刚性户籍制度及与其相配套的二元福利待遇和管理体制。研究表明，城乡差别是我国总体差别的基本部分，占总差别的50%以上，因此城镇差别下降也必然带动总差别进入下降通道。而且相对于一元市场经济体制，以较大的城乡差别为特点的非市场二元刚性体制，在一定时期内可以承受更大的社会总差别并保持相对稳定。当然，随着市场化改革及二元体制的松动，较大的城乡差别，也是造成自上世纪九十年代至今存在的汹涌澎湃的农民工流动大潮的主要原因。正是由于大量农民工进城务工得到较高收入，从而很大程度上缩小了城乡的收入差距。但是目前我国的城乡差别仍然较大，并且进一步缩小的障碍很多。为此应该加快改革二元体制，建立城乡综合统一的社会福利体系，提高国家统筹的城乡医保、养老等福利体制，加大工业反哺农业的力度，鼓励乡镇企业发展，建立健全农村土地流转市场，探索农村经济发展新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