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长江盐阜战地通讯受主席称赞

饭盒 背后的故事 

人 物 

范长江，男，1909年10月16日生于四川内江，原名，希天。他是中国杰出的新闻记者，社会活动家。他生前写过大量的出色的新闻报道，担任过新闻机构的领导工作，为全国的新闻事业做出很大贡献。1991年，中国记协与范长江新闻奖基金会联合设立了“范长江新闻奖”，这是表彰奖励我国中青年新闻工作者的全国性高层次新闻奖。该奖项于2005年与“韬奋新闻奖”合并成为“长江韬奋奖”。

现 状 

范长江在盐阜区时使用的饭盒，规格：43×15㎝，共四屉，底色为黄色，上面有一把手，盒身映有红花绿叶图案。搪瓷质地，因为长期使用或碰撞，年代较久，边口有锈迹和脱瓷。

来 历 

2002年，范长江夫人沈谱捐赠给新四军纪念馆。2011年，江苏省文物局评定为二级文物。省文物专家组鉴定意见为：范长江是我国杰出的新闻记者，社会活动家，具有广泛的社会影响力。该饭盒是范长江在盐阜区时使用，保存比较完好，具有较高的文物价值。

赴西北冒险采访，抗战文章拟炮弹

范长江是中国杰出的新闻记者。新四军纪念馆文博馆员刘景女介绍，1936年12月，“西安事变”发生后，范长江毅然决定涉险去西安、延安等地进行采访，“本人决心不惜一切代价，到西安去，一探中国政治之究竟。” 当时西北对外交通完全断绝，范长江利用各种私人关系，冒险飞赴兰州。他说服了甘肃省主席兼51军军长于学忠，特拨给军用卡车一辆，还选派了数名全副武装卫士随车护送前往西安。

范长江使用的饭盒

1937年2月2日傍晚，范长江终于在乱军丛中，顶风冒雪，抵达西安。2月4日，在《大公报》西安分销处同仁的协助下，通过陕西省主席邓宝珊的介绍，范长江来到杨虎城将军的公馆。周恩来同志在日理万机的繁忙中，热情地接待了这位来自绥远前线、冒着生命危险闯进西安，当时年仅27岁的《大公报》战地记者——范长江。在采访到周恩来后，范长江对西安事变的真相以及中国共产党关于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主张有了深刻的了解，厘清了真相。

就在范长江计划刊发“西安事变”报道的同时，被张、杨释放回到南京不久的蒋介石主持召开了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讨论“西安事变”后的局势。

《大公报》从上海运到南京，报纸在显著位置登载了范长江连夜赶写的文章——《动荡中之西北大局》，该文像一枚炮弹，冲破了国民党的新闻封锁，不仅报道了西安事变的真相，而且清楚地传达了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和主张，轰动了朝野，人们争相购阅。

在报道中国共产党的过程中，范长江更多地了解了共产党，更加清楚地看到了中国的未来，清楚了自己作为记者的使命和任务。1937年11月8日，在周恩来的直接指导下，范长江与中国文化运动的先驱胡愈之等团结全国广大进步记者，组成了“中国青年记者学会”。这就是中国记者协会的前身。这一天，也成为后来的中国记者节。

1939年5月，在国民党特务机关严密监视下的重庆曾家岩五十号“周公馆”里，由周恩来作为介绍人，范长江秘密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并指定与周恩来、李克农单线联系。自此，范长江从一个民主主义的爱国主义者，进入了无产阶级先锋战士的行列。

他的战地通讯，毛主席批阅、称赞

1941年4月，设于重庆的“中国青年记者学会”总会被国民党当局查封，总会负责人范长江遂被迫移至香港。不久，太平洋战争爆发，日本席卷东南亚，香港亦被占领。 一个风雨之日，在党组织的秘密安排下，范长江只身离开桂林，经湖南、湖北，然后由长江水路抵沪，最后辗转至苏北。

1942年9月5日，阜宁停翅港气氛异常的热烈，新四军军部在此召开欢迎范长江大会。陈毅军长及文化界同仁钱俊瑞、杨帆、黄源、胡考、王阑西等均到会热烈欢迎这位从国民党统治区，经过艰苦跋涉来到敌后抗日根据地的著名记者。面对着一双双热情诚挚的眼光，范长江十分激动，他终于来到了这向往已久的地方，直接投身火热的抗日文化生活，开始了他人生的一个全新的阶段。

1942年9月20日，继军部召开的欢迎会后，《新华日报》和《盐阜报》社又联合在陈集举办报人座谈会暨欢迎范长江活动，这是苏北报人空前的大团聚。会议主席王阑西向大家介绍了范长江的报人生涯以及抵达苏北的经过，并称范先生的到来必能为苏北新闻事业带来新的起色。

在火热的斗争生活中，范长江很快写出3篇通讯，其中两篇报道了新四军在敌后的斗争和苏北解放区见闻；另一篇揭露了国民党顽固派制造摩擦、破坏抗战的罪行。当时第二次反共高潮已被击退，国共恢复了谈判，共产党对谈判表示了最大的诚意，要求党的宣传机构对顽固派的丑恶暂不揭露，以促进两党团结抗战，造成良好气氛。

范长江的3篇通讯发到延安，毛泽东主席亲自批阅，并于9月19日给陈毅军长来电说“……范长江头两篇通讯很好，已载《解放日报》及广播，第3篇不适当，故未发表。请向他说明政策，并代我向他致以慰问。”

建电台、通讯分社，扩大内外交流

盐阜区总青年救国会成立时，陈毅偕范长江等亲临大会。陈毅致词以后，范长江发表了讲话，他说根据地青年不需旧式的文化，因为那是反对民主自由，不适合时代的东西。根据地的文化即为将来新文化的模型。他在讲话中还抨击了国民党的独裁统治，并以自己的亲身经历鼓励青年朋友努力献身于根据地的各项工作。

为了让全国人民能够随时了解新四军的消息，范长江建议华中局设立新闻发报电台。以后根据陈毅军长的指示，他着手筹办新华社华中分社，并任社长，他首先物色人才，组织班子。为了保证无线电的通讯工作，他特地把在苏中认识的二位受过较好训练的青年报务员调到社里。他们每天用很陈旧的电台收讯机收听延安电台的电波讯号，也直接抄收塔斯社和同盟社等外国通讯社的电讯。这些消息都被及时送到军部，帮助军部首长了解和分析国际形势的变化。

1942年底，正是苏联莫斯科会战的关键时刻。一天半夜，一条电文不断重复，值班员译出，原来是一条前所未有的振奋人心的好消息：苏军毙俘德军3万。通讯员连夜急送范长江，范长江看后立即赶到译电室核实，值班员说已反复校译多遍。范长江听说后高兴得跳起来，像个孩子，嘴里说着“好样的，好样的”。他奔出门外跨上一匹白马直向军部首长驻地奔去。很快，这个二次大战的喜讯在苏北根据地传开,抗日军民由此受到极大鼓舞。

范长江在苏北抗日根据地虽然时间较短，但他却十分热心地投身于苏北新文化运动。范长江曾经说过：“一个记者，如果能为一个伟大的理想工作，那是很值得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可以说，在苏北短暂的日子，是范长江一生为伟大理想而工作的一个组成部分。

1950年1月，范长江被任命为《人民日报》社社长。“文化大革命”开始，范长江受到“四人帮”的残酷迫害，长期被关押，受尽折磨摧残。1970年10月23日，在范长江被关押的地方——河南省确山的一个农村机井里发现了范长江的遗体。1978年12月27日，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隆重举行了范长江同志追悼会，为他平反昭雪，恢复名誉，胡耀邦同志主持了追悼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