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双方的论战只持续一个“回合”,但在民间却再次引爆一场关于中国外交的“鸽”、“鹰”之争。 资料图
文|施君玉
不久前,前驻法大使吴建民在外交学院的演讲,引起了一场不大不小的风波。吴大使在这次“准确认识今天的世界”演讲中,以《环球时报》为例,批评其常发表一些言论极端的文章,称其“抓不住主流”、“搞不清楚状况”。《环时》总编胡锡进闻听此言,甚感不快,马上在微博中回应,称吴是“外交圈子里典型的鸽派”,但对国内媒体上的民族主义“很鹰”。尽管双方的论战只持续一个“回合”,但在民间却再次引爆一场关于中国外交的“鸽”、“鹰”之争。
对此,论战双方都心有不平。外交官们心中感到委屈,他们以“为中国战略机遇期营造良好外部环境”为己任,不分昼夜、苦心操劳,却不断收到来自外界的“钙片”。媒体人也颇感失落,一些反映民意、与外交部基调“不太一样”的文章,被指插嘴外交是在“添乱”,媒体成了民族主义的根源。
两种观点看似截然对立,但实际上都是从各自角度发声,并非水火不容的两极。外交是一种主权行为,外交官是代表国家从事对外交往工作,来不得半点马虎和意气用事。吴大使是一位职业外交官,如其所言,外交官对当代“世界主题”必须时时刻刻保持“清醒认知”,否则,“就要倒大霉”。外交是一门艺术,以和平方式实现国家对外目标,维护国家利益,扩大国际影响永远是外交官的宗旨。外交官讲究的不是打打杀杀,而是“小声说重话”、在对立中寻得妥协之道。高水平的外交从来不是战争,而是化干戈为玉帛。对此,不应给扣上“鸽”的大帽子。胡先生是一位媒体人,讲究言论自由、民主多元,主张从多视角看待问题。有些观点可能并不完全契合官方口径,是再正常不过的。对此大可不必上纲上线,把其当成“民粹主义”,而一棍子打死。
“吴胡之争”的关键并不是比拼谁软谁硬,谁胜谁负,而在于中国外交如何面对社会力量?中国需要什么样的外交官和媒体人?吴大使说,“现在的世界,是一个大反思的时代”,这其中是否也应包含对外交与媒体关系的反思?
外交应善用媒体、巧用民意。外交谈判,说白了就是讨价还价的艺术,一名好的外交官往往精于利用国内民意,把舆论和媒体变成谈判筹码,给对手形成巨大压力,以争取最大利益。外交只有顺应民意并利用民意,才能最大限度维护国家利益。从广义上讲,外交并不仅仅是外交部的专业活动,公共外交、民意外交在加强国家间信任、增强国家“软实力”方面正在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媒体也是一种外交手段。外交需打破“神秘”主义,要让老百姓明白并支持。当前,国际形势错综复杂,国际争端千差万别,外交上以不变应万变思维定式,未必会收到好的社会效果。不久前,俄战机迫近美军舰引发俄美外交争端,俄方称,你有你的“自由航行权”,我有我的“自由飞行权”,你的“自由航行权”不应影响我的“自由飞行权”。一席话巧妙回击了美方抗议,美军听清楚了,俄百姓也听明白了。
媒体要“强硬”,更要理性,特别是要正确引导民意。胡先生称,媒体总比外交“鹰”一些,也未必全对。媒体是社会公器,既要反映民意,还要引导民意。对国家利益来说,媒体声音绝非越“鹰”越好,越耸人听闻越有价值。一旦媒体只图一时痛快,令社会陷入非理性状态,这种民意就会成为一种破坏力量。前几年,中国曾发生大规模反日示威,并演变成骚乱,这就是教训,是在自毁长城。
“鸽”与“鹰”、“软”与“硬”本无好坏之分,只要拿捏得当,都会给中国外交加分。当今世界正处于一场前所未有的大变革时期,早已不再是“非敌即友”、“非黑即白”的简单世界。无原则的妥协,是投降,无底线的强硬,是冒险,这都不是中国外交的应有之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