宣布独立的加泰罗尼亚，是个什么样的地方？

原标题:刚刚宣布独立的加泰罗尼亚，是一个什么样的地方？

 

 

据英国广播公司（BBC）消息，正在马德里方面准备对其实行直接管制之际，加泰罗尼亚议会投票从西班牙独立。

加泰罗尼亚在哪里？是个什么样的地方？也许不少朋友还不太清楚，但如果这段时间稍微关注下国际新闻，可能就会不断看到相关的报道。而加泰罗尼亚地区与西班牙的裂痕、加泰罗尼亚的独立运动，其实持续了数百年。

今年初，理想国出版了当代最重要的加泰罗尼亚作家之一的乔莫•卡夫雷的长篇代表作《河流之声》，以小说家的笔触记录了西班牙内战至今的社会裂痕与隐痛。责编特意向北京大学西语系于施洋老师约了一篇介绍加泰罗尼亚历史的文章。

今天微信，重新分享这篇文章，且看她如何层层拨开弥漫不清的历史，为我们讲述一个陌生又熟悉的、独属于加泰罗那的故事。

另一场文艺复兴 ——加泰罗尼亚的Terrible Two

文：于施洋

人人都知道巴塞罗那，这还真得感谢奥运会和巴萨，不过那热闹更多是媒体的，中国人个体层面的亲密接触，主要源于最近十多年“善待自己，每年两次，去旅行”的鼓动，不少目的地又已经不够显摆，就有大批游客跟着——伍迪·艾伦多精啊——从“午夜巴黎”转场到“午夜巴塞罗那”。每日每夜，国产社交网络都能冒出无数高迪九宫格——在圣家堂前望天变得谦卑，在桂尔公园流连收获梦幻，也许有些人可以吧。

 

 

 

顺便提一句，这部片子是08年的，本来标题说美国女孩Vicky、Cristina在Barcelona的猎奇，可引进到中国却跟着2011年的Midnight in Paris取了名字，信息来源上的远近亲疏，看得出来吧。另外，2010年，同一位男主角接拍Biutiful，展现病痛、无助、死亡笼罩的巴塞罗那，两相对照，别有一番意味。

 

一般人也就止步巴塞罗那了。会玩的，比如“艺游欧洲十八年”的画家林墨，才有钱有闲去周边转悠，在达利美术馆的女厕后壁听声找墓碑，或者买个古堡住住，老实一点的只能在百科上做功课：噢，巴塞罗那周围还有三个省，一起组成加泰罗尼亚自治大区，一共3万多平方公里——北京的两倍，700多万人口——北京的几分之几？加泰罗尼亚南边是欧洲“菜篮子”瓦伦西亚，西边是阿拉贡（说起来顺口大概是因为指环王……），北边是比利牛斯山区、安道尔和法国，东边是将近600公里的地中海沿线，真是好山好水好风光。

这里是罗马在伊比利亚半岛最初占领的地方和扩张的据点，9世纪由查理曼封为伯爵领地、一度成为对抗摩尔人北掠的边防，12世纪通过与阿拉贡王国联姻逐渐独立，14世纪成为一片王子领，但因为跟卡斯蒂利亚王国联合、各种权利上交，到工业革命才壮大起来，直到现在闹独立要分家。

 

 

八世纪末，查理曼战略性地划出一片“以西巴尼亚地区”（法语Marche hispanique，在今天比利牛斯山两侧的法国南部、西班牙北部），801年拿下巴塞罗那，设“巴塞罗那伯爵”。

 

乍看起来，这样的“常识”没毛病，地理、历史背景都顾到了，底蕴很深厚的样子有木有。但辞书体有一个很大的缺憾，就是修改的痕迹在一次又一次的编写中被覆盖，作为认识的结果可以直接拿来用，而认识的过程却看不到。放在加泰罗尼亚的问题上就存在某个漏洞：他们一直都是这么认识、介绍自己的吗？（可以类比：我们从什么时候开始自称炎黄子孙的？）要更好地证明这里边的认识史问题，可以举一个形象的例子，那就是加泰罗尼亚的自治区旗：

 

 

纹章语为“金底、四红竖条”，其中“竖条”（卡斯蒂利亚语“棍子”palos）从竖向纹章而来、该旗原本也应竖挂。这面旗最早在阿拉贡王国使用，后被联姻的巴塞罗那伯爵继承，并传播到普罗旺斯、瓦伦西亚、巴利阿里群岛等地。

 

根据传说，这四道红条纪念的是“长毛”威弗雷多（加泰罗尼亚语Guifré/Jofre el Pilós，卡斯蒂利亚语Wifredo el Velloso，840—897），他是以西巴尼亚－西哥特贵族，受封多处伯爵领地，先在地中海沿岸征战，后来驱逐摩尔人，最后在加泰罗尼亚地区受伤。查理曼用四根手指从他的伤口里蘸血并涂抹盾牌，宣布从此“巴塞罗那伯爵”不再由法兰克人分封而变成可以世袭的爵位和产业。

一个英雄惺惺相惜的故事，可惜是层层叠加的。据纹章学家考证，这个金底红条的盾徽问世不会早于13世纪，比“长毛”的事迹晚了三百多年，而这个传说是16世纪中期一位历史学家“记录”的，两者组装到一起则更晚近：19世纪中后期，课本里写、报刊上说、定制油画这么画、量产的日用品也加入这样的装饰元素，才最终变成了加泰罗尼亚人所共知的文化基因（比如我最早知道是通过一位80多岁、以前做蛋糕包装盒销售员和橱窗设计师、后来热衷制作小兵人的老爷爷Alfons Cànovas）。

 

 

 

纪念“长毛”伯爵的两分钱邮票把人物和纹章结合在了一起。

 

 

1845年创刊的第一期“宗教、政治、科学、工业、文学杂志”《真正的加泰罗尼亚人》，封面表现一加泰罗尼亚人斜倚一块石碑怅惘，石碑上是戴冠饰的纹章。

 

1843-1844年Claudio Lorenzale的一幅油画，干脆做了个查理曼在“长毛”临终前的场景复原。

 

 

还有很多的图像教化都来自19世纪中后期，这是怎么回事？为什么如此密集？又有什么后续影响？其实，这正是加泰罗尼亚地区的一场“寻根”，一次民族主义运动；由于同时期的法国正在热衷14世纪意大利兴起那场变革、将其命名为“文艺复兴”（法语Renaissance），加泰罗尼亚人也坦然地拿来，把自己轰轰烈烈的文化建设同样称作“文艺复兴”（1869年起比较固定地写作Renaixença，此前略混乱，因为当时加泰罗尼亚语的拼写方法还没有统一）。

这时候突然兴起汲古的风潮不是没有原因的。巴塞罗那伯爵领建立的时候，跟伊比利亚半岛上最古老的几个王国，比如阿斯图里亚斯、莱昂、卡斯蒂利亚、阿拉贡，原本是并驾齐驱的，贸易、税收、外交各种法制严明，贵族和市民共治井井有条。但是自从费尔南多二世跟卡斯蒂利亚的伊莎贝尔联姻（1469年），伯爵的头衔和权利就被带到了中央、引起哗变甚至内战；从16世纪起，这一地区失去了中世纪显要的政治、军事地位，成为国家平均主义的牺牲品，到18世纪初，在牵动欧洲各国的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中，其支持的卡洛斯三世落败，对手菲利普五世上台即采取高压政策，取缔多个自治权力体，使得封建制度在西班牙最终消失。启蒙运动中，理性主义已经在试图唤醒加泰罗尼亚属性，但19世纪抵抗、屈服、驱赶拿破仑政权的斗争再次将公共舆论吸引到中央政权，无法改变其压抑的处境。

与此相对的是，在经济上，加泰罗尼亚1737年就接收到英国工业革命的信号、建立了第一家纺织厂，之后直到1861年，盛时有近两百家工厂，最大规模可达千人，并且催生了相关产业的工业区；1832年，引入蒸汽机，1848年，半岛上第一条铁路落成，其余轻重工业既控制国内市场，又掌握对美洲、菲律宾的出口业务。加上欧洲邻国的浪漫主义运动轰轰烈烈，费尔南多七世、伊莎贝尔二世的绝对专制主义又一直受到诟病，成为“西班牙工厂”的加泰罗尼亚人意气风发，开始质问为什么要为王室输血，为什么同为民间拉丁语的母语会被排挤，开始思考到底谁是自己的祖国、什么是自己的血脉，以及如何表达激越的个人和集体情感。

 

1986年加泰罗尼亚自治区政府投拍的现当代历史纪录片《加泰罗尼亚——西班牙的工厂（1833—1936）》

 

 

加泰罗尼亚文艺复兴的核心是为语言正名。他们把卡斯蒂利亚化的近四百年称作“衰落凋敝期”（加泰罗尼亚语Decadència），认为期间本土知识分子没有产出好的卡斯蒂利亚语文学，也耽误了加泰罗尼亚语的发挥，而中央政府针对下层的“扫盲运动”实际效果是全盘卡斯蒂利亚语化，总之让内部、外部的民众都产生天然的鄙夷，认为口传的加泰罗尼亚语不可能优美、生动、有文化、有思想。

1833年8月24日，Bonaventura Carles Aribau的《祖国》在杂志上发表，第一次用加泰罗尼亚语写作十四音节、押ABBA尾韵、共6段8行诗的颂歌，并且开篇就痛惜这种语言被废弃的状态，拉开了这场文化独立运动的序幕。之后几十年，这一地区出现了值得文化人类学-民族语言学考察的几乎一切形式：采用本土语言的报刊杂志、出版社、教育/传播/研究机构，《圣经新约》译本，连年举办的花神赛诗会（Jocs Florals），大批历史编纂学著作和光辉的历史传记，语言史/正字法/语法/词典编定，剧本和戏剧表演，合唱团尤其是工人合唱团涌现，现实主义、自然主义小说……

 

可以说，加泰罗尼亚文艺复兴是本地区对于文化变迁、尤其是强制性文化变迁的第一次有情感、有理论、大规模、长时间的回应，他们前所未有地产生了深刻的自我意识，塑造自己的亲缘，强调出身的特异，建构对未来命运的不同期许，如果人格化，几乎就是当代儿童心理研究中的terrible two。

同时，由于疏导不善——近两个世纪的马德里政权一团乱麻——导致这种反叛一直延续下来，形成近现代“青春期”、“成年后”仍然持续的离心力。只有放在这样的大背景，才能真正看清诸如塞尔达的城市扩建规划，其延续至今的对角线、街区裁角等创新设计，是专属加泰罗尼亚人的价值观和技术，而高迪的线条、材质甚至宗教性无不超出了当时西班牙的感受力，包括20世纪美术代表人物毕加索、米罗、达利、塔皮埃斯也都不再纠结本土的话语中心。19世纪80年代以后，文艺复兴的概念已经很少重提，但这恰恰显示民族性已经通过一两代人成为一种自明的身份认同。

 

 

1859年通过的Ildefonso Cerdá所作巴塞罗那市中心扩建规划，纳入了上下水、燃气、绿植、照明、交通、日照、通风和老人儿童的活动空间等等因素，充分满足人“居住的快乐”。

 

在政治上，该地区重新提出自治诉求，甚至在20世纪初建立了党团、政权。当然，马德里方面从来没有放弃过反制：里维拉独裁期间打压，佛朗哥也在第二共和国的松绑之后将其死死摁住，禁止语言公开教学和使用，实行出版审查，包括导致许多知识分子自我审查、转用卡斯蒂利亚语写作，使得加泰罗尼亚语再次沦为“贱民”的语言，人们身处其中却无法归属的在地流亡。至于民主化进程之后，几次宪法对加泰罗尼亚语的认定，独立人士的宣扬和事实上文明等级的限制，大致都是在19世纪加泰罗尼亚文艺复兴设下的框架中摇摆。当代国际社会存在文明等级，这是不争的事实，所以虽然我们西班牙语专业（其实应该是卡斯蒂利亚语专业）一直抗辩自己不是“小语种”，西语在中国之小，即使最近几年迅速扩张，仍然是短期之内无法改变的局面。在此情况下，加泰罗尼亚语言文化更是无人专精，似乎仅见1991年王央乐先生译《卡塔兰现代诗选》，以及康阿江的《奇谭》等。

好在这两年，国内对西语世界尤其是西班牙当代文学的跟进越来越快，其中不少是台湾同僚先引进、再授权简体中文版，这是一件富于深意的事，共享了我们的汉语基础，分担了翻译的尴尬之处。而这一次，更加值得称赞的，是《河流之声》由张雯媛老师从加泰罗尼亚语直接译出，这对我们西语文学研究者是温和的提醒，也是一份有趣的邀请。

 

于施洋

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西葡语系

2017.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