费公最擅团结工作令人难忘\大公报记者 叶中敏

　　图：六十年代大公报湾仔新厦落成开幕，费公伉俪与副社长李侠文（右三）、马廷栋（左二）等合照

　　今年是前大公报社长费彝民先生诞辰一百一十周年。费公於一九八八年因病辞世，离开我们已经整整三十年。

　　今天，港人社会各种争拗不绝，反对派动辄挑起事端，不同政见人士难以沟通，内耗频仍，以致坐失发展良机。此时此际，令人更加怀念一生最善於做人的工作、素有“统战高手”之称的费彝民费公。

　　众所周知，费公是大公报社长，在当时的英国殖民管治下发挥了宣传新中国、传达中央声音和介绍祖国建设成就的重要作用；但是，费公的工作和贡献，又何止於报纸的编辑和经营管理工作，在白报纸、黑铅字以外，费公更多的时间和更大的精力是用於广交左、中、右各方面的朋友，特别是对共产党和新中国抱有较大成见的人士，向他们解释国家的各项方针政策，争取他们站到支持、理解或最少不公开反对的一方来，其工作方法可谓五花八门、不一而足，而其要诀或“秘方”在於三句话：一曰待人以诚、二曰帮人解决问题、三曰有“独门武功”。

　　费公一生做团结人的工作，事例之多，可能三天三夜说不完，而且其中一些精彩以至惊险处，大可写成小说、拍成电影，保管卖座，不过费公一生不求名利，对个人功绩从不大事张扬。在待人以诚和为人排忧解难方面，费公是上海人说的“閒话一句”，从无“托手㬹”。五○年代初，上海“整顿金融”，银行家金某被扣查，其子在港救父心切、求见费公，费公成功说服当时的上海军管当局，放老人家来港、儿子返沪“交代”，结果一个月后子亦放回，父子二人从此视费公为“恩人”。

　　当时的香港，有大批伶人名角滞留，京崑界有俞振飞、马连良、张君秋、裘盛戎、杨宝森等，粤剧界有马师曾、红线女等，周总理交代费公，要动员他们回来工作、继续演戏，费公衔命进行。“角儿”们提出种种困难和条件，有要求代为偿还巨债的、有要求带返小汽车电冰箱的，甚至有要求准许继续“抽大烟”（即鸦片）的，费公无不一一代为办妥，大批艺人北返，繁荣了内地的戏曲舞台。

　　类似例子还有七十年代，北京京剧团来港演出，四大头牌“马张裘赵”，普庆戏院大排长龙，团长是当时文化部副部长萨空了，行前周总理交代，一定要联络到台湾的孟小冬，请她来港看戏，并动员北返。孟小冬是女老生，外号“冬皇”，是一代宗师余叔岩弟子，当年红遍沪上，与梅兰芳一段“男演女、女演男”台上台下缠绵徘恻的爱情更轰动一时，最终“冬皇”下嫁“青红帮”大亨杜月笙，四九年来港再去台湾定居。当时要请得动孟小冬来港看戏，行内人语比登天还难，但费公做到了，“冬皇”不仅在普庆戏院看了《赵氏孤儿》，还亲到《大公报》社长室与马连良、裘盛戎等老朋友见面，只是对北上之事仅表示“谢谢周先生好意”而已。费公确实能人所不能。

　　费公之所以能够成为“统战专家”，除了个人能力外，其实还有一道“撒手锏”，就是能“直达天庭”，能把有“分量”的人士引荐与周恩来总理见面。在当时中外华洋社会，能见到周总理，是一项千金难买的荣耀。

　　本港利希慎家族早年在港举足轻重，但因“买办”背景，对新中国政府和共产党心存疑虑；七十年代，在费公安排下，利氏长子利铭泽前往北京，周总理接见，鼓励走爱国道路。自此利铭泽与费公成为莫逆之交，改革开放后率先往广州投资开设花园酒店，在六七年抗暴事件中更多方奔走斡旋，成为爱国力量的好朋友。

　　同样，因作品《生死恋》走红的英国女作家韩素音，在西方社会颇具影响力，但对新中国政权心存偏见；经费公多方努力，说动韩素音访问北京，并获周总理接见。周总理的人格魅力“没法挡”，韩素音回去后即大讲中国好话，成为新中国最得力的“国际友人”之一，多次往访中国各地，回到欧美后发表文章、举行讲座，介绍新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