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渐行渐远的老职业”系列：侨乡最后的“批脚”
图：中西合璧建筑风格的福成批局旧址，依稀还能看出当年名噪一时的痕迹/大公报记者郑曼玲摄
大公报记者 郑曼玲
中国国际新闻台（www.ciftv.com）消息：一场酣畅淋漓的大雨过后，汕头市隆都镇后沟村的空气湿润得可以捏出水来。92岁的许允生最喜欢这种天气，他可以有藉口拿出那把黑色长柄雨伞到村头走个来回—这是他70馀年前成为一个“批脚”的身份标识。作为最早的“快递员”，批脚的经历及其所见，本身就是一部侨批的历史，亦是中国地方乡村社会的发展印记。他们传送的成千上万封批信背后，隐藏了一个个感人至深的故事，承载着血肉相连的淳朴情感，成为研究华侨史、金融史及邮政史的珍贵资料，而“最后的批脚”许允生们尚可忆及的那些前尘往事，便是这份“世界记忆名录”不可多得的生动注解。
岭南的秋雨少了北方的寒意，天幕中扯下的一丝丝纤细银线，拉起一道薄薄的轻纱，将后沟村口那棵百年榕树映衬得青翠而又氤氲。银白须发的许允生用长柄伞当作拐杖，在树下慢慢踱着碎步。他的颧骨高得似乎要把皮肤撑破了，几只陶瓷牙白得晃眼，说话时能不时听见假牙互相打架的声音。尽管耳背得厉害，但一旦听清楚问的是当年递送侨批的经历，他的话匣子一下子便打开了。
侨乡纽带尘封记忆
在一秒即可转帐、瞬间即能通讯的现代，人们很难想像，寄钱或信要辗转千山万水、托付好多人、耗时几个月。上世纪初期，海内外金融邮政机构尚未完善，兼有寄款和传情功能的侨批，便成为中国与海外沟通交流的重要纽带。在远近闻名的侨乡隆都镇，因为侨批业曾经相当发达，也造就了一个延续百馀年的职业—侨批分批员（俗称“批脚”）。
“腰缠万贯”生活清贫
批脚是份辛苦的体力活，无论酷暑严寒或刮风下雨，都要日出而作、夜深而归，每天背着二三十斤的批信，走乡串巷、跋山涉水，徒步几十公里。久而久之形成一种习惯，不管晴天雨天都会带着长柄雨伞，据说能避邪，还能当打狗棒，这也便成了送批人的最醒目标识。许允生说，当时侨批大多来自东南亚国家，也有很大部分来自香港，“中国人特别重视乡情亲情，走到哪里都惦记家中老小。”送批时，批脚们将汇款和信件包起来缠在腰间，再逐一送到侨属家中。“经常是‘腰缠万贯’，带在身上派送的现金有时多达几万元。”但实际上大多数批脚生活清贫，待遇低微，“每天的酬劳就是两斤米或一元钱。”
如今，许允生不时还会穿过屋后七拐八弯的深巷，来到他半个多世纪前曾经服务过的“万兴昌”批局的遗址。这是一栋潮汕传统的杉木结构两层楼民居，历经沧桑后部分楼体已坍塌，只剩下断壁残垣静静伫立着，“当时这里人来人往，多么热闹啊！”说这话时，许允生略显浑浊的眼睛里顿时有了光芒。
岁月荏苒，物是人非，现今像许允生这样依旧在世的“老批脚”已寥寥无几，邻近堤兜村91岁的潘得勤是另一位硕果仅存的历史见证者。潘得勤生于“批脚世家”，祖辈三代都是分批员，十几岁时他便子承父业成了批局里的小跑腿。
强盗共识不抢“血汗钱”
那些海外华侨与家眷言简意赅的往来书信，内容包罗万象，原汁原味地反映出大到“世情”、“国情”，小到“乡情”、“亲情”的现实状况，成为最好的社会“切片”和标本。对于南粤乡村，不仅具有经济意义，更是血浓于水的亲情纽带。作为送批人，潘得勤每天耳濡目染，倍感生活之艰辛、人情之可贵，悲天悯人情怀油然而生。
虽然收入不高，批脚们却从不愁会饿肚子。“批脚兄是最受欢迎的嘛。”潘得勤瘪着嘴笑得特别开心。在侨眷眼里，他们无异于“幸福使者”，所到之处都受到热情接待，赶上吃饭时间，主人往往会挽留他们一起用餐。投桃报李，批脚们深知受人重托使命之重大，“批款是华侨在海外辛苦赚来的‘血汗钱’，用来接济家人的，批脚们再怎么辛苦，也从来不会有偷藏或私吞的念头。”有一次，潘得勤分送完所有批件后发现批袋里还有2000元，他毫不犹豫地把钱退还给批局。批脚的人品成为侨批诚信立业的口碑之一。
有意思的是，其时虽有乡盗，但在潘得勤10多年的“批脚”生涯中，竟一次也没有碰到过抢劫。“据说当时的盗贼都有一个‘共识’：侨批是侨胞寄回养家的‘救命钱’，抢了就是作孽，会断子绝孙。”
平民视角传递仁爱孝悌
正因从平民社会的视角体现了仁爱孝悌、真诚有信等伦理道德的传承，又为华侨史、金融史、邮政史、中外交流史等研究提供了翔实丰富的资料，2013年侨批作为重要的文化遗产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批准列入“世界记忆名录”。
对于许允生和潘得勤这些见证过侨批兴衰起伏的老人们而言，这无疑是个喜讯。至少，“批脚”们挎着市篮、挑着布袋、撑着长柄雨伞行走在山水之间的身影，永远也不会淡出历史的记忆。
饶宗颐首创侨批文化研究
汕头侨批文物馆馆长林庆熙向参观者介绍侨批历史/大公报记者郑曼玲摄
“环境所逼去求薪，有如孤雁落山林，外方虽然风景好，人人思乡一片心。”抗战期间，烽火连天，局势危殆，海外侨胞无不忧心忡忡，寝食难安。侨胞余天兴先生在侨批中写下上述诗句，尽诉赤子之心桑梓之情。侨胞林圣源则在寄给侄儿的侨批中，写到“眼下闸北一带，悉遭敌人焚烧，仅存的一片焦土而已”。这些抗战侨批，如今已成为侨胞和家乡民众团结一心抵抗外侮的集体记忆，亦成为血泪控诉日寇侵华罪行的铁证。
19世纪中叶至20世纪70年代期间，数十万封由海外侨胞通过“水客”、“批局”寄回国内的家书及汇款“银信”，被统称为“侨批”。当时，香港作为金融中心的地位已经显现，大量各种币种的“侨批”在香港进行汇兑。当年为海外华侨递带侨批的“水客”，仅在汕头一地就超过800人，香港也有200人左右。
凸显香港金融中心地位
已故全国侨联副主席、香港知名人士庄世平的祖父庄书良先生，7个儿子中就有4个经营侨批业务。其中，老四庄锡竹（即庄世平的父亲）在当地经营代表本家族旗号的协裕批馆，堪称“侨批世家”。
举世仅有的，这种以纸质形式记载情事的侨批，其流转方式、涉及地域、介入层面，无不与世界各国间民生、文化、经济、交通、金融、邮政，以至政治等领域交融生辉，积淀丰厚。不过，由于侨批多是出自市井阶层“小人物”的家书和汇款凭证，很长时间内并未受到重视，不被官方典籍文献所记录，甚至曾被当局嫌“批”字不雅，而企图横加取缔。
幸而，汉学大师饶宗颐慧眼独具发现了它的价值，早在上世纪四十年代，便将侨批写入《潮州志》，指出作为民间原生态“草根”档案文献，在时间上，侨批和敦煌文书、徽州文书可以形成自然链接，系统反映社会演进；在空间上，又覆盖了华侨海外活动区域及侨乡各县，影响广、价值高。
此后，有感于保存在民间的侨批实物经过时代的流转，大部分已被销毁或因保存不当而破损、灭失，若不及时予以抢救，侨批文物将荡然无存，饶宗颐又通过各种渠道，疾呼创建“侨批文物馆”，抢救潮汕侨批档案遗产，并鼓励专家、学者深化对侨批研究的力度，向世人揭示侨批的历史意义和珍贵价值。
不仅如此，香港知名人士庄世平先生、陈伟南先生也曾奔波呼吁，甚至专门去信国家档案局，反映海内外社团对侨批档案申遗的强烈愿望。
在诸多热心人士的积极推动下，全国首家侨批收藏机构—汕头侨批文物馆于2004年4月落成揭幕，并于2013年7月迁至新址。从此，一封封抖落历史尘封的侨批得以重现世人面前。
汕头侨批文物馆长林庆熙说，作为跨区域、跨种族、跨文明交流的真实记录，侨批也可以说是华侨悲情史的见证，不少来参观的老华侨都是一边看着侨批，一边掉眼泪。
让这些侨批研究者倍感欣慰的是，2013年6月，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记忆国际咨询委员会评审会议上，“侨批档案”成功入选世界记忆名录。
百年批局深藏巷陌 文化遗产日久弥珍
在隆都镇前沟村狭窄悠长的巷弄里穿梭，猛一抬头，赫然可见一座风格独特、颇具规模的大宅，门匾上的“明德家塾”四字为清末民国时期书法家、末代榜眼朱汝珍所题。这便是曾名噪一时的福成批局的旧址。“当时是家里的华侨从泰国运回一船船的银元，花了10年才建造了这座大宅。”老宅的现任主人许柏浩已到古稀之年，福成侨批馆是他的先祖许若德和许若明两兄弟创建的。
这座宅子坐北向南，占地6亩，面积近4000多平方米，建有房屋80多间，是典型的潮汕“驷马拖车”格局，外观及装饰上具有浓厚的西洋特色。
1979年完成历史使命
许柏浩老人就是在这所大宅里出生、长大的，当年大宅子热闹非凡的场景现在依然留在他脑海里，至今挥之不去。“当时我们家的批局有10多个‘批脚’，经常通宵达旦地在楼上分捡侨批，有时我半夜醒来一看，宅子里还灯火通明。”
隆都镇当时的批局一般都设有经理、司帐、司库和几名批员。可以说，当时的侨批局，既负有收付款项的金融汇兑功能，又担有传递内外消息的信使任务，是一个多功能的经济实体。
据《潮州志》统计，1946年，在潮汕本土的潮帮侨批局有131家，在海外的潮帮侨批局则多达451家。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对民间经营的侨批局仍实行“维持保护，使其长期存在”的政策，鼓励它们扩大收汇业务，直到1973年国务院指示“侨批业务应归口银行”之后，潮汕侨批业才于1979年完成它的历史使命。
如今，作为见证百年侨史最好的现实教材，这些散落在乡野田梗的批局遗址，却大多只剩下断壁残垣，破旧不堪，亟待修葺和保护。而像许允生、潘得勤这样依旧健在的“最后的批脚”也寥寥无几，且基本进入耄耋之年，记忆力及表达力大不如前，倘若不抓紧做好“口述历史”的记录及整理，很多与侨批文化息息相关的故事也将在岁月更替中沉寂。
汕头侨批文物馆馆长林庆熙认为，侨批申遗成功并非意味着从此高枕无忧，目前还有很多散落在民间的侨批有待收集抢救，另外政府也需加大持续投入。同时还应让更多民间力量投入进来，共同参与保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