旧体诗的现代性问题

　旧体诗创作由沉寂、寥落走向复苏、繁盛，是我国改革开放以来引人注目的文学景象之一。相关的学理研讨，也经历着日益拓宽、深入的积极变迁。其中两个方面的争鸣最为诗坛和学界关切：一是现当代旧体诗是否具备进入现当代文学史的资格，二是现当代旧体诗创作能否获得文化精神上的现代性。

　　现代性是在与古代性的比照中呈现自身质性的，其要义在于物质和精神的持续融旧出新，即对于时代生活动态，尤其精神文化动态的热诚反映与介入。这样的现代性，并非今世才有而是自古有之。变风变雅、屈宋楚骚、“建安风骨”、陶谢田园山水诗、“四杰新体”、“盛唐气象”、南渡词等的与时而出，皆为明证。近现当代诗家黄遵宪、于右任、吴芳吉、郁达夫、聂绀弩、夏承焘、唐玉虬、钱仲联、赵朴初、启功等人的诸多名篇更能启示今人：拥抱火热现实生活并与时代精神声应气求，旧体诗不仅可以做到，还可以做得气韵饱满。如于右任1938年创作的11首散曲、郁达夫1942年创作的12首《乱离杂诗》，时世变端、民族大义、人类公理、苍生血泪、身家遭际等等，靡不交织于字里行间，至今读之，犹不能不为之动容；赵朴初20世纪50年代以后的诗词曲创作，有着“暂借旧碗盛新泉，更存薪火续灯燃”（赵朴初《〈韵文集〉代自序》）的自觉，融“人间佛教”义理、爱国主义热忱、社会主义价值观于一体，情怀宽博、情致盎然，与历代僧人、居士的“幽情单绪”“孤行静寄”之作相比，可谓别开生面。

　　但在现当代诗歌文化的大坐标上考察，又必须看到近百年来的旧体诗创作，整体上的现代性养成还不够充分。当今社会生活的现代性，主要以劳动方式专业化、产品交换市场化、生活环境城市化、信息沟通全球化为基本特征。如果当代旧体诗与此疏隔或相关甚少，它就难以赢得广大的读者，难以具有与白话自由体诗平起平坐的“诗席”。几个基本的事实不应回避或遮蔽：能够为时代“写心摄魂”的现代性旧体诗力作，仍是凤毛麟角；当现实生活发生重要、重大事情时，旧体诗的在场感、介入度往往不如新诗及时和有力；在表现当代人类心理情感的细微性、复杂性方面，一首情辞俱佳的白话诗乃至流行歌词，可能较旧体诗更为“直指人心”；现当代旧体诗坛迄今仍未能产生它的“李杜苏辛”，即使以郁达夫、聂绀弩等为代表的现当代旧体诗坛巨擘，其影响力犹不能与艾青、牛汉、雷抒雁、北岛、舒婷等白话诗坛大家相比；现当代旧体诗库还未能诞生震古烁今，堪与《离骚》、《古诗十九首》、《古风五十九首》、“三吏三别”、《秋兴八首》、《念奴娇·赤壁怀古》、《己亥杂诗》等相媲美的经典作品。而对此反思不足，是当下众多旧体诗人的认识局限，由此导致的创作现状便是，不少作品虽合于旧体诗绳墨，颇显工致、典雅，但当下生活现场感往往不足甚至缺失，其中一些以“不离祖法”自高自矜、以“规唐范宋”互相标榜的“啸傲烟霞，流连光景”之作，屡屡使读者产生作者不是活在当下而是活在古代的错觉。

　　“文变染乎世情，兴废系乎时序”（刘勰《文心雕龙·时序》），与时代相偕行，在继承中求拓新，不断增扩和提升自身的现代性，乃是古今中外诗歌以及一切文艺体式历史经验的最大公约数。

　　白话诗的形式定型即实现文本的民族化，与旧体诗的自臻新境即获得气骨的现代性，都是一个艰难的、漫长的过程，尤其是后者。所谓旧体诗气骨的现代性，不仅指向诗作精神情感与当下文化情境的多维度交结，还指向诗作形式要素的必要改良和遣词造句对于古今语词的兼重并采。

　　相对于形式改良，改变诗语的重古轻今乃至荣古虐今现状，对于当代旧体诗坛更为紧要。众所周知，“旧体诗”是约定俗成的名称，指的是以文言为主要语料的各类诗歌。在现代以前，它的多次承变不仅体现在体式方面，也体现在诗语方面。尽管从总体上说，旧体诗语词的稳定性大于变革性，但纵向观察数千年诗史，仍可看到不同时代诗家对于新兴语词积极主动的取用。从寒山、王梵志、王绩、杜甫、韩愈到王安石、陆游、杨万里、黄遵宪等历代诗家诸作，皆有迹可寻；元曲用语的俗白鲜活，更是诗语可以拾材于市井乡野的显例。这样的变迁，是旧体诗不同历史时期现代性的另一个表征。

　　既然如此，在白话书写取代文言书写已近一个世纪的当今时代，旧体诗创作便没有理由拒绝口语词汇和语句的介入。毕竟“名者，实之宾也”（《庄子·逍遥游》），名实一旦不能相符，言说的真切性、有效性便或多或少打折。

　　古代诗人施置意象、建构意境使用的文言语词，大部分仍留存、活跃于现代汉语中，少部分已与当今社会基本无涉，如长亭、竹斋、机杼、柴扉、吴钩、羌笛、获麟、问鼎、献芹、驻锡、采薪之忧、灞柳风雪、蟾宫折桂、秉烛夜游……谓之“死去”或许太过，谓之“陈套”不算言重。而对应现当代人、物、事、景的大量新语词不断产生，一部分已被收入词典，如坦克、马达、雷达、高考、房奴、宅女、暖男、飞船、热线、低碳、粉丝、驴友、博客、自驾游、月光族、绿色食品、两弹一星、希望工程……这些已经“入籍”当代语境的新语词，没有理由被当代旧体诗坛拒之门外。

　　如果某种生活场景、某种情怀思致无法用文言语词摹写、抒发，就可以使用当下语词。启功先生名作《鹧鸪天八首·乘公交车组词》之所以脍炙人口，不仅因为它们写出了当代市民乘公交出行的酸甜苦辣，更因为“乘客纷纷一字排，巴头控脑费疑猜”“坐不上，我活该”“铁打车箱肉做身，上班散会最艰辛”“身成板鸭干而扁，可惜无人下箸尝”“居然到了新车站，火箭航天又一回”等当下口语被作者驱遣自如、纷涌入篇。从这个意义上说，梁任公“诗界革命”的主张“第一要新意境，第二要新语句，而又须以古人之风格入之，然后成其为诗”（梁启超《夏威夷游记》），至今并未过时。钱锺书曾批评人境庐主人若干诗作“差能说西洋制度名物，掎摭声光电化诸学，以为点缀，而于西人风雅之妙、性理之微，实少解会”（钱锺书《谈艺录》），但这只能说明诗家在追求作品现代性的过程中，尚未取得理想的新语词诗化效果，却未足作为旧体诗不能使用新语词的理由，盖诗之感动力强弱，不必关乎诗语之雅俗，而必关乎诗情之浓淡和诗境之高下。诗人发为吟咏，“必以情志为神明，事义为骨髓，辞采为肌肤，宫商为声气”（刘勰《文心雕龙·附会》），其作品才会具有充沛的精神活力。而那些无关乎作者精神呼吸、情感体温的种种“诗”，即使“看上去很美”，亦不过是徐渭痛斥过的“徒轨于诗”的塑料花而已。

　　（作者：刘炜评，系西北大学文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