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德霖：总结应对危机经验 提升港银行体系抗震能力

 

　　图：陈德霖认为，金融稳定是发展的先决条件，“没有金融稳定，其馀一切免谈。”大公报记者蔡文豪摄

　　大公网6月19日讯（记者 黄裕庆）过去20年来，香港先经历亚洲金融风暴的直接洗礼，后有全球金融海啸的间接冲击，最后均能安然渡过，在背后默默耕耘的香港金融管理局功不可没。金管局总裁陈德霖表示，维持金融稳定一直是金管局工作范畴的“重中之重”，汲取过往应对金融危机的经验，金管局推行连串改革，显著提升香港银行体系的抗震能力，相信有助抵御日后可能出现的金融危机。

　　陈德霖接受访问时指出，金融稳定是发展的先决条件，“没有金融稳定，其馀一切免谈。”回想1997至1998年爆发的亚洲金融危机，相对区内其他经济体，香港的发展比较成熟，原以为可免受冲击，事后回看，香港不只受冲击，“金融体系、货币体系也面临系统性危机”。纵使香港政府果断入市，成功击退国际炒家，惟金融危机的破坏力和后遗症巨大，香港经济其后饱受蹂躏，时间长达数年。

　　金融市场改善避过海啸

　　亚洲金融危机过后，香港政府痛定思痛，推出连串措施改善金融市场，包括：优化联系汇率制度、香港交易所成立、规范市场抛空活动，以及改善监察资金流动的机制等。“虽然当时未必预料日后会发生2007至2008年的金融海啸，但香港的抵御能力的确有所加强。”金融海啸期间，亚洲区新兴经济体亦大致安妥，也是因为汲取了经验的结果。

　　2007至2008年爆发的金融海啸，亚洲区并非风眼，亦难以独善其身。不过，相对欧美地区，今次金融危机对香港的破坏力相对轻微。陈德霖举例说，欧美地区不少成熟经济体，都出现政府接管银行的事例，例如爱尔兰；甚至有银行倒闭，例如冰岛。“香港并没有出大事，证明提升自身抗震能力，是防御金融风险的好方法。”

　　观察香港银行业总资产在两次金融危机后的变化，即能明显感觉改革措施所带来的成效。亚洲金融危机之后，银行业总资产由1997年7月的8.7万亿元（港元，下同），逐渐萎缩至2002年11月的5.9万亿元，跌幅32%；全球金融海啸之后，总资产则由2008年底的10万亿元，增加至去年底的20万亿元，增幅达一倍。

　　针对楼市预先出招

　　“金管局无时无刻都在想方设法，以提升香港的金融稳定。”陈德霖表示，他于2009年10月1日出任金管局总裁，当时有感美国为挽救濒于崩溃边缘的经济而推出量化宽松措施（QE），导致资金泛滥，加上利率持续低企，估计资金将会流入亚洲新兴市场，包括中国内地和香港，故随即于10月23日推出第一轮逆周期措施，以加强银行体系在楼市过热风险趋升下的抗震能力。事后证明，陈德霖当时的观察准确，楼市升浪不断持续，至今仍未见顶；金管局前后共推出八轮逆周期措施，最新一轮刚于上月推出。陈德霖解释，1997年楼市泡沫爆破之后，楼价最多曾下跌66%，本港银行亦受很大冲击；推行逆周期措施的理念，意在降低银行按揭贷款的潜在风险。

　　银行“自强”最有效防控

　　经过八轮逆周期措施后，新造按揭贷款的按揭成数（LTV），亦由2009年9月的70%减至今年4月时的51%；虽然置业人士要付出较大笔首期才能“上车”，银行面对“负资产”的风险却显着减低。金管局又于2010年引入新的供款与入息比率（DSR），用以评估借款人的整体还款能力；最新的DSR是34%，低于2010年的41%，反映每月还款金额占借款人每月收入的比例下降。

　　全球央行竞相推行量化宽松，导致资金泛滥，而这批资金规模之大，前所未见，其流动方向和速度的改变，随时震动全球金融市场，衍生另一波更大型的金融危机。陈德霖坦言，要预测下一轮危机并不容易，因为金融危机“可能以不同形式、在不同市场爆发”；要减低金融危机爆发的机会，亦非人力可以控制。他总结说，最有效的方法，也在自身控制范围之内，就是靠银行“自强”，提升抗震能力。

　　加强人才培训港“不食老本”

　　国际金融中心之间的竞争从未止歇，与香港距离较远的英国伦敦、美国纽约暂且不提，同时位处亚洲区的新加坡和上海，则经常被人拿来互相比较。陈德霖指出，香港有背靠内地和“一国两制”的优势，并非新加坡能够轻易模仿；此外，受资本管制和地域限制，香港与上海、北京之间亦不存在直接竞争关系。只要香港“不自满，不是只食老本”，相信可保持其国际金融中心地位。

　　加强人才培训，提升香港国际金融中心的“软实力”，一直是金管局与业界共同努力的方向。金管局近年因应市场变化，推出多个专业能力培训项目，例如为私人财富管理从业员制定优化专业能力架构、推出独立非执董系统式培训课程、与应科院合作推出金融科技人才培育计划等，冀提升金融市场从业员的专业质素。对于银行从业员的质素，陈德霖明言，银行获发牌之后，金管局不倾向再对银行从业员采取个别发牌制度，因为对银行来说未必是最合适的安排，惟这不代表银行从业员不具备相关的专业资格。

　　鼓励引入金融科技

　　要求银行从业员具备专业能力，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保障客户权益。以近年发展较快的金融科技（Fintech）为例，金管局的监管理念是“风险为本，科技中立”。陈德霖解释，金管局欢迎甚至鼓励银行服务引入金融科技，但“不会因此而放松对投资者的保护”。

　　他最近在金管局专栏“汇思”撰文，对此有更深入的阐释，明言“不论新科技如何应用于金融活动或交易，只要牵涉到需要保障存户和投资者这一本质，我们便需要也会作出合适的监管。”

　　金管局去年九月推出“金融科技监管沙盒”，方便银行在真实情境下测试金融科技项目，至今共有8家银行申请使用，涉及18个项目。

　　内地越开放港迎商机越多

　　香港的陆地面积只有1106平方公里，名副其实是弹丸之地，而得以发展成国际金融中心，与其“中介”角色得到充分发挥有密切关系。陈德霖表示，香港的战略定位是“背靠内地，面向全球”，当中国经济无增长、不开放，也是中介枢纽最困难之时；反之，“内地越开放，开放速度越快，香港作为中介，将迎来更多商机。”

　　由开埠初期至战前的转口港贸易，到上世纪五十年代工业起飞带动出入口贸易，再到八十年代内地改革开放，香港都因其中介角色得到发挥，令经济发展再上层楼。现时再有两大机遇出现眼前，分别是“一带一路”倡议和人民币国际化。

　　“一带一路”撮合投融资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逾60个，占全球人口比例约60%，惟GDP只占30%，发展潜力巨大。陈德霖指出，要参与“一带一路”的基建投资，有三个先决条件，包括技术、资金和营运、管理能力，缺一不可；在过往30、50甚至100年前，中国都未必符合条件，故形容“一带一路”是百年一遇的机会亦不为过。

　　他续说，“一带一路”的融资需求巨大，单靠中国提供融资并不足够；另一方面，很多国际投资者手上有资金、对基建项目有兴趣，两者需有合适平台才能融通无间，而“金融中介正是香港强项”。为了撮合投、融资双方，金管局去年7月成立基建融资促进办公室（IFFO），截至今年一月已有63家合作伙伴，包括丝路基金、亚洲开发银行、国开行等。

　　离岸人币业务潜力庞大

　　在人民币国际化过程中，中国最先选择在香港开展离岸人民币业务，作为“先行先试”的试点。自2004年开展个人人民币业务以来，尤其是2009年进一步试推人民币贸易结算服务，香港迅速成为全球最大型的离岸人民币中心；香港人民币即时支付结算系统的平均每日交易金额，现时达到8,000亿元人民币，反映离岸市场仍有大量业务是以人民币计价和结算。

　　人民币兑美元于最近两、三年面对贬值压力，令离岸人民币业务的发展速度减慢，不过陈德霖认为，中国的人民币国际化进程“只是刚起步”，与国际化最终目标仍有一大段距离，而且“与中国发展、改革开放的过程分不开”，也是世界大潮流之一，当中蕴藏的机遇自不待言。

　　提升管治文化走向稳善金融

　　细数银行业20年来的变化，日趋严厉的监管要求不能不提，尤其是2008年金融海啸之后颁布的“巴塞尔协定Ⅲ”，对银行的营运管理有广泛影响，未来两、三年仍会逐步提高要求，预计到2019年将会全面实施。陈德霖不认为对银行的监管有“过严”之虞。他说，“巴Ⅲ”提出的要求只是“最低标准”；金管局冀银行同时提升企业文化及管治水平，走“稳善金融”之路。

　　在金融海啸期间，香港银行体系保持稳健，并未出现大问题，不过与其他西方国家一样，也要提升国际标准，除了“巴Ⅲ”之外，还有反洗黑钱、打击恐怖分子筹集资金，以及防范逃税等多项要求，令银行用于合规标准的成本持续攀升。

　　陈德霖解释，银行虽是商业机构，但其业务性质独特，一旦倒闭对社会必然产生巨大影响；此外，香港是国际金融中心，有多家被评为“全球系统性重要银行”（简称GSIB）的机构或其分支在港经营，故有需要落实国际标准。

　　然而，诸如“巴Ⅲ”这类国际标准，是监管机构施加于银行身上的外来压力，在陈德霖看来并不足够，银行本身建立一套健全的企业和管治文化，并由董事局由上而下贯彻执行，使银行业务得以长久持续经营，才是达至稳善金融的正确路径。金管局去年底发通函，促请银行业提升独立非执行董事的专业能力，以及今年3月公布的银行文化改革指引，都是这方面的努力尝试。陈德霖补充说，在提升银行文化和企业管治方面，相信“仍有很多改善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