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现时，中国应该更多从扩大有效需求出发来解决产能过剩问题\中新社
美国贸易谈判团在北京只呆了两天就匆匆离开，正如事先所预期的，美国一定会狮子大开口。既然谈判存在较大分歧，若发生贸易战，则一定会受损，如果妥协，同样会受损。因此，必须调整内外政策，以减少因外部环境变差带来的负面影响。随着外部环境变得更加负面，可供选择的路径会越来越少，但反过来也有利于选准道路。\中泰证券首席经济学家 李迅雷
记得中美贸易纷争刚起之时，不少人还盲目乐观，说原来中国才是工业国，美国只是农业国，因为中国对美出口的主要是电子产品，而美国对中国出口的主要是大豆。随着人们对中美贸易纷争讨论的深入，大家的信息对称度不断提高，中美贸易讨论变成一场全民学习交流的难得机会。例如，美国商务部宣布禁止美国公司向中兴通讯销售零部件、商品、软件和技术后，大家才意识到，原来国内全球级的超大企业由于未掌握核心技术而不堪一击。
加工贸易佔比接近一半
于是，自四月中旬至今，全国上下又在经歷一场关于芯片的科普教育。人们发现除了芯片材料、芯片加工等核心科技落后外，还有很多核心科技如高精度机床、超大型航空发动机、精密减速器、炭纤维技术等都被海外企业所垄断。就连所有中国居民的身份证，用的都是日本富士施乐进口设备印刷製作的。
事实其实很清楚了，中国过去四十年的经济奇迹，主要靠低端崛起，即人口红利、引进外资、出口加工和房地产等来推动，实现了经济持续高增长。这与二战之后崛起的日本、德国和韩国的路径有所不同，这三个国家的崛起都是靠高端製造业，或者实现了从低端跨入高端的成功转型。
如在上世纪70年代之前，美国是全球出口的绝对老大。到了1973年，德国出口佔全球份额达到11.6%，接近美国的全球份额，到1990年则达到12.2%，超过美国成为出口第一大国。日本出口佔全球份额则在1986年达到9.9%，之后便快速回落。
上世纪80年代后，中国出口佔全球的份额大幅上升，气势如虹。2015年出口额佔全球出口总额达到13.8%的峰值。尽管之后两年有所回落，但仍然高居全球之首。2017年美国出口的全球份额为8.7%，德国为8.2%，日本只有3.9%，而中国达到12.8%。
但在中国实物出口中，加工贸易的比重较大，过去都要佔到半壁江山，如今仍佔46%。而作为发达国家的美国、日本和德国，加工贸易比重应该很低。如果把加工贸易额去除的话，2017年中国一般贸易佔全球出口贸易的比重只有6.9%。
这意味着，如果单纯以一般贸易出口额作比较，则美国和德国的出口额都要超过中国。中国作为全球製造业增加值第一的国家，自身製造的商品出口额不及美国和德国，而美国製造业在GDP中佔比只有12%，中国则要超过40%。
尽管2017年中国出口增速已从负转正，但仍未扭转出口全球份额下降趋势。从美国、德国和日本的歷史案例看，12%的全球份额似乎很难长期维持。因此，今后中国出口增速可能很难超越全球总增速。但全球出口增速又是低于全球经济的平均增速，因而或可预料今后中国出口低增长甚至负增长将变为常态。
减税谷消费可提振内需
既然出口作为经济增长的动力之一要减速，那么，今后更要走扩大内需之路。在四月下旬政治局会议的公报中，时隔三年重提扩大内需，引发市场对于下一步政策取向的关注。
扩大内需无非是两种路径，一是追加投资，二是扩大消费。投资主要分为三类，即基建投资、房地产投资和製造业投资，目前面临的问题是基建投资持续高增长已经导致债务率过高，製造业投资面临产能过剩的难题，而刺激房地产投资不是长久之计，且面临泡沫破灭的风险。
有人认为，中国可以增加在高科技领域的投资来拉动内需，这当然没有错。问题在于，中国经济结构是以传统经济为主的，新旧动能转换是长期过程，当前新旧之间大约是1比10的关系，增加新领域的投资固然是应该的，且目前新兴产业投资增速已经很快了，如2017年中国在高技术产业的投资增速达到16%。
因此，笔者理解的当前及今后扩大内需的正确路径，应该是扩大消费。尽管最近两年来消费对GDP的贡献有所上升，但主要原因是因为资本形成（通俗称为投资）对GDP的贡献下降而导致消费对GDP的贡献相对上升。
如果扣除通胀因素，中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增速自2008年之后就开始下行。从过去五年中国的资本形成在GDP中的佔比平均水平看，仍然超过40%。从全球范围看，资本形成贡献率超过中国的，只有四个国家：赤道几内亚、阿尔及利亚、莫桑比克和不丹。
消费增速的下行背后，实际是居民可支配收入中位数增速的下行。2017年居民可支配收入中位数增速为7.3%，低于平均数增速的9%，远低于名义GDP增速11%。由于中低收入阶层是消费的主力，而这两年高收入阶层的收入增长较快，这就意味着总消费增速的回落与消费升级升温同时出现。
为何居民的收入差距会出现扩大趋势呢？笔者觉得这与产业升级、经济结构转型和房价上涨有关，前者使得IT、金融服务等高大上行业的从业人员薪资水平更快上升，后者则增加拥有多套房产者的财产性收入。
因此，提高中低收入阶层的收入水平或福利水平，应是扩大消费的关键。从2018年一季度的数据看，居民可支配收入的中位数已经回升至8.46%，与中位数比较接近，如果增长能够持续，消费增速也有望回升。但居民收入的增幅又与GDP增速相关，未来经济增速下行是大趋势，所以，不能期望居民收入增速有较大上升。因此，要扩大内需，最能立竿见影的工具就是减税了。
此外，减税应该与税制改革结合起来，这是缩小贫富差距的有效手段。例如，2017年中国个税收入总额不到1.2万亿，但居民可支配收入总额超过40万亿，即实际平均税率不到3%，尽管个税的最高级差税率达到45%，说明徵税质量不高，难以对高收入阶层进行有效徵税。美国个税要佔税收总额近50%，中国则不到10%。
无法有效地向富裕阶层徵税，也是导致贫富差距扩大的一个重要因素。当初提出个税改革要从分类税向以家庭为单位的综合税推进，这一口号已经喊了十五年，但迄今未见动静。如果能够把严厉打击偷漏税、加速税制改革和减税政策结合起来，那么，国民收入再分配就会更加合理，贫富差距就会缩小，就能提高有效需求，扩大内需。
“中国大门只会越开越大”
2018年是中国改革开放四十周年，改革将继续推进，机构精简、财税改革的空间还很大，如减少行政性财政支出、增加对低收入阶层的福利等举措，都能提高内需。2016年以来，解决产能过剩的主要通过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来减少供给；今后，应该更多从扩大有效需求出发来解决产能过剩问题。
对于中国而言，过去由于缺乏资金和技术，必须通过开放来引进外资和技术；如今，中国不仅出现了产能过剩，同时还出现了资本过剩。因为资本过剩，所以大量的钱在金融领域内空转，大量的钱流向房地产，流向PE、VC领域，导致资产泡沫。因此，中国不仅需要输出商品，还需要输出资本。
对美国而言，由于贫富差距的扩大，使得民粹主义势力扩大，这也是特朗普当选总统的主要原因，因为他提出限制移民和保护贸易，要让美国再工业化。这就必然导致中美贸易出现了冲突。
如何来应对冲突呢？
如果以贸易战升级的方式来扩大冲突范围，那么，中国受损面将更大，毕竟中国是贸易顺差国。而且，不排除欧盟、日本等迫于美国压力而成为美国的盟友与中国对立。
因此，笔者认为中国将採取克制的方式、有限的冲突来应对美国的贸易保护政策，同时将实行降低关税、增加知识产权保护力度、扩大进口等举措，来赢得更多国家对中国的理解和支持。也就是说，以开放来应对封闭，以全球化来应对逆全球化，以国际主义来应对民粹主义。除此之外，中国几乎没有更佳的路径可以选择。
当前中国不仅要应对“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精准脱贫、污染防治三大攻坚战”，而且还要为实现2035年以及2050年的两大目标而奋斗。在人口不断老龄化的背景下，任务可谓非常艰巨，选择机会也越来越小。因此，必须走更加对的路，“中国开放的大门不会关闭，只会越开越大”。
图：现时，中国应该更多从扩大有效需求出发来解决产能
